民革长沙开福区主委黄嘉杰在红网发帖，建议大学设置拆迁专业，打造比较精干、规范的拆迁队伍。“第一批学员可以是现有的拆迁队伍成员，让他们回炉接受系统学习，此后的学员统一面向社会招生。”(红网1月13日)

黄嘉杰有十年“拆龄”，他一直参与一线拆迁，“拆过的房子有一两千多户”，按“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理论，此人算得上“建国劳模”。我推想，他提议的底气，大概出于拆得多、出事少，也没出大事，感觉是个实践经验丰富的拆迁专家了，有些经验、理论值得推广。

“拆迁专业”面向的市场，是“政府市场”、独家垄断的市场。拆迁维系着官方和官员的根本利益，而如今拆迁成了政府第一难。由此可见，大学设置拆迁专业，“市场前景”广阔；这种专业毕业的学生，即便成不了各地争抢的香饽饽，其就业机会或强过许多专业的毕业生。

“拆迁所产生的维稳成本巨大，花费在维稳上的钱完全可以打造一个拆迁专业”。黄嘉杰以无需巨大维稳成本为由提此建议。只要有市场、有回报、有准入批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这个专业的资金投入不足为虑。

再粗略审视一下我国现有的“拆迁专业水平”和师资力量。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专业水平全球最高，实战经验无人能比。这里，和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低、创新成果寥寥无几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在拆迁领域的创造发明最多，队伍强大、人才济济到举世无双。因此，设立该专业的条件完全具备，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学专业或职业教育项目的拆迁专业，理应在我国诞生。除了我们，别国也不够开创的资格。

市场、资金、师资和学研环境都很给力，通过权力审批，这个拆迁专业就能火起来。这个，可以有？

不可以。“拆迁”是个臭街的字眼，让人联想到诸多曾经的丑恶、暴力与黑暗，就是赞成培养拆迁人才的官员和学者，也深知这一点，他们万不会认同“拆迁专业”的牌子。那么，换个名字可以吗？也不可以。

建议人认为目前拆迁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不专业、沟通方法不对”，所以该有拆迁专业。这个看法，对不住他十年拆迁的阅历。而他的另一个和前者自相矛盾的说法是对的：“拆迁之所以出现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公平”。

拆迁之所以不公平，主要是由于官商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勾结牟取“拆迁差价”，是官员经济利益和土地财政、土地政绩等重要利益驱动的结果。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靠的是透明的民主法治规则、独立与公正的法庭，需要在政治、政策和吏治方面遏制腐败、回归人性。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某项专业水平的问题。拆迁专业的学生，怎么可能解决这里的不公平呢？

官商夺命在先，于是拆迁中多发抗命、拼命。土地和房产本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现在官商也把老百姓的命根子当成自己的命根子。这样，冲突就成了“两个命根子”的较量，其“战况”势必惨烈而持久。官员只要不把老百姓的命根子当自己的命根子，就可以令战火平息，休战的主动权全都掌握在权力手上，如果官员和学者热衷于培养拆迁人员，我们只好做出一个判断：他们没有与老百姓和谈的打算，并且还要培育兵源、强化这场对全民的不义之战。

拆迁专业的学生只提供技术服务，无论拆迁多么不公、不义，都要为拆迁出阵，对被拆迁方施展所学本领。如此，拆迁专业的社会功能，即为虎作伥。

拆迁专业增加不了“拆迁文明”。拆迁的学问和技术，是无师自通的，拆迁获利者都可以自学成才。对他们来说，学习、钻研的动力非常强劲。在利益驱动下，什么“正当理由”都能找出来，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任何可利用的势力都能调动起来。夺命强拆，就是他们在使尽所有软办法之后所找到的最高级的“专业技术”。与拆迁活动利益无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无法和他们竞赛学习精神和实用能力，你文明拆迁、人性化行政了，你这人才就没人稀罕了，没准还对你“除之为快”呢。

存在拆迁普遍不公的大环境、大前提，拆迁专业教文明课程没用，教“文明忽悠技术”也没用。任你舌绽莲花、妆猪充象，也改变不了被拆迁户主对自身命根子的珍重与估价。要开课，实用的恐怕也就是《厚黑学》、《超限战》、《爆破术》、《格斗术》等等此类。

教育和教学，都得教人为善，其首要准则、最低要求是“不作恶”，尤其是不助恶政作恶。是故，即便贪腐、拍马技术为国人所重，但阳光下的教育科目并不包括贪腐和拍马专业。和贪腐专业并肩而进的拆迁专业，而今其高超早已超出本社会的承受能力，万不该再提升水平，而是到了必须大幅度降低水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