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今年高校的自主招生正在进行之中，通过了清华大学初审考生中，约1/4学生来自于县级或县级以下中学，七成来自大中城市。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在自主招生这个环节上，机会是严重向大中城市的学生倾斜的。目前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全社会的55%，而县级或县级以下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有城市户口的，可见真正农村户籍的同学能通过清华初审的人数是少之又少。

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农村和平民子弟的机会远少于其他阶层，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是一个常态。他们有怎样的上升机会呢？前些年有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在网上被广泛传阅。文章讲述了一个农村学子艰苦奋斗的人生经历：他经过艰苦的高中阶段的学习考入了上海的大学，但他发现，学费和生活费成为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在大学里，城里的同学英语流利，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极强的活动能力，身处同一所大学，但他们之间并不平等；他努力学习，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糊口的工作，然后攻读研究生，勤奋工作，终于，他融入了这个城市，在一个午后，懒洋洋的阳光打在上海的街头，他遇见了一位当年的上海籍同学，于是请他喝一杯咖啡，他发现他们终于平等了，回头望去，他为此付出了18年的努力。

但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和城市平民子弟并不如这位仁兄一样幸运，既便付出了更加艰苦的努力，成功依然遥不可及。

中国社会转型以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人口能够摆脱户籍束缚，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起来，每个人都可以到外地务工经商寻找机会。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各种机会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极不平均。如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第一步是用几年的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开始向城市转移，但就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体制的先天不足给他们的上升空间设置了一道极难逾越的天花板。

对个体来说，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应大致是均匀的，那么影响一个人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技能和资本，学术上的术语叫着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中国的底层民众来说，由于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相差巨大，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子弟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严重不足，他们在起跑线上就大大落后了一步。其次，经济机会对底层民众也不是平等开放的，没有足够技能的他们同样也不具备获得外来物质资本支持的机会。在个体之外的层面，有两重因素制约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其一是人际关系，其二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前者的学术术语叫着“社会资本”，底层平民的人际网络依然是底层平民，大量的投资机会、学习机会是不会光顾这个群体的，长久以来他们被锁定在一个底层的人际网络之中。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层面，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机会同样是严重不均等，底层民众并没有进入本应由政府提供的这道社会安全网，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自我保障，这是选择空间匮乏带给他们的另一重锁定。

于是，底层平民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得上升空间，而绝大多数的人则被锁定在天花板之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进步，打破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均匀分布固然相当的困难，但完善公共服务、让每个人获得大体相当的人力资本的可能性已完全成熟，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让每个人都获得同等的起点机会，应成为未来政府最重要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