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微博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它将手机和网络无缝链接在一起。与之相关的词语，“微众”、“微革命”、“微动力”，在各大媒体的年终盘点中反复出现。其中新浪微博尤为引人注目，仅一年的时间，用户就达到5000万以上。从下半年开始，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和微博有关，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无法和微博在时间上竞争，每一个微博用户都是潜在的记者。但微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即时的、开放的媒介，更在于，“优胜劣汰”的价值观终于艰难地重建，并在微博上获得广泛认同。

“逆淘汰”，不论是非、只论出身，以成败论英雄，这些“潜规则”在绝大多数时候畅通无阻，甚至已经不是半遮半掩的“潜规则”，而是明火执仗的“明规则”。但是在微博上，这些“潜规则”一一动摇。唐骏、李一、周立波，分别是商业、养生、娱乐领域的“成功人士”，但是在微博上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面临“劣汰”。

与“劣汰”同步的是“优胜”。许多维权公民并无任何资历，但是在微博上可以拥有话语空间，如河南的李盟盟、江西的钟如九、山东的“青岛横枪立马”，在现实中求告无门，在微博上却感受到古道热肠。维权公民、知识阶层和围观网友形成良性互动，以记者、律师、学者(尤其是前两者)为主的知识阶层人数有限，但却是中坚力量，这也使得维权行动趋于理性化。

在微博上，粉丝数与影响力不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娱乐明星拥有庞大粉丝数量，但是在微博上，他们的声音远远弱于知识阶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知识阶层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娱乐明星只能以八卦来吸引公众。在这种氛围下，微博对娱乐明星构成舆论压力，他们开始感受到对于公共事件发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遗憾的是，由于大陆的娱乐明星缺乏介入公共问题的能力，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遇：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一旦发声，适得其反。相比之下，港台明星更有对公共问题的言说能力，梁咏琪、黄耀明均曾在微博上对大陆的公共事件发声。可惜，由于言说的限度，目前他们在这一方面难以对大陆娱乐明星具有示范性。

有时，微博会涉嫌“传谣”，“金庸逝世”的传闻即是一例。但是，微博具有自我澄清能力，传闻很快得以澄清。李一于2006年正式获得道籍，仅仅四年就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他还曾在电视台表演闭气“2小时22分”，公证员证明真实、有效。李一虽然黯然隐退，但是参与制造“李一神话”的当事人，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微博上，“金庸逝世”的传闻导致一家媒体的高管辞职。没有谁会以李一事件为由，主张取消所有电视台、公证处和协会，这不符逻辑。同样，以不实传闻为由主张限制或者取消微博，纯属“莫须有”。

微博是媒介，不是乌托邦。在我看来，微博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催化剂，但是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催化剂能够改变反应速率，却无法改变反应的标准。微博的网友能够确立微博的规则是“优胜劣汰”，但在微博以外，“潜规则”依然通行，微博效用甚微。唐骏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李盟盟、钟如九、“青岛横枪立马”在微博的绝处逢生，只是个案，并不意味着其他公民的权利获得了救济。更何况，微博能否持续存在，依然是一个问号。曾经正式运营的新浪、饭否等各种微博，现在大都以“测试版”的形式出现。“测试版”出现于正式版之后，由此可见微博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