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成都商报》报道：12月12日，18名复旦驴友被困黄山未开发区域后获救，一名24岁的警察在救援途中失足坠崖牺牲。据悉，事发时，被困学生曾三次电话报警未果，一名叫施承祖的27岁青年发短信给自己远在上海的二姨父，上海警方随即通知安徽省政府，黄山当地空气骤然紧张。

“复旦黄山门”，真是一出“悲喜剧”。喜的是学生无恙安全归来，悲的是一名警察因此而献身。而人们应当质疑的是，这位警察的牺牲能不能在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避免？

“夜不上黄山”，这是经验，当然也是教训，而学生们所遇到的险情，居然是“遇险中最轻的险情”。如此最轻的险情却以“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接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这是不是非常令人感觉诡异？最轻的险情为何要以最顶级的接援红色险情对应？只因某个学生有个二姨夫？

前有李刚，后有二姨夫，我叔是局长，俺二大爷是厅座，这很好，起码在复旦大学生遇险之后有了个动员上千人、动用230名实地救援人员并付出一条生命的巨大照应。然而，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或者一帮名不见经传的驴友来登山遇险，会得到如此“天网”一般的照应吗？

三次报警失败后，一个队员想到了上海的亲戚。当时的说法是，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有效。二姨夫说话，上嘴唇顶着天，仿佛“圣旨”一样管用，无人敢对二姨夫的指令存在半点含糊，那么，二姨夫是何等的通天人物？队员报警时报告了被困的状况，在讨论方位时，黄山方面接警人没有听明白，也没有公开学生的身份，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明白与不明白，双方最清楚，但有一条完全可以肯定，即，假如没有“二姨夫”发“圣旨”，这件事情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游客迷路事件，完全可以从容应对。而当二姨夫“圣旨”一到，事件性质完全改变，变成了行政指令下的“高射炮打蚊子”。前面传消息说有人掉下去了。救援队被要求继续下撤。探险队领队侯盼坚决反对，近50人的队伍多数返回临时营地，13日上午10时，18名驴友安全出山。由此看来，18名驴友所遇到的只是“户外运动中最低级别安全威胁”，而即便是牺牲了一名警察也仍然是次日上午才“出山”。本可以停下的救援行动因为二姨夫的“圣旨”才硬着头皮继续，本可以避免的牺牲因为“二姨夫”的干预而变成悲剧。

而脱险后学生们感觉又是怎样的？被全部提走了的包子，“登协权力”控制、“舆论控制论”以及“迟来的下跪”，黄山景区公安局某派出所所长的愤怒之言：“要是我的孩子，我会当场给他两巴掌……”然而，即便真正给他两巴掌，能唤醒这些道义责任的麻木者吗？再说，给他两巴掌，他二姨夫还不得免你的职，砸你的饭碗呀？

如果一定要将这起事件完全看成“正剧”的话，恐怕谁都希望上海安徽黄山等地各级政府部门对所有公民都当一个负责任的“二姨夫”，更希望每一个平民都被当成复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