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正在遇到麻烦，道德冷漠的例子可以轻松举出——

12月13日，几名复旦大学学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民警张宁海在搜救途中坠崖牺牲。随后，队员的事后表现被指对民警之死过于冷漠。网络上对登山队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此事被称为“黄山门”。

据昨日《城市晚报》报道，有网友在论坛发帖称，常州一名女司机开车碾压15岁少年，下车后她并不去查看伤者，也没有拨打110或120，而是打电话请熟人处理车祸。报道说，这名少年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从“范跑跑”事件到上述事件，再到报端时常出现的道德事件，社会道德的动摇很难说只是个案。确切地说，社会道德状况正在遭遇一场危机，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同情乃至职业基本操守等道德伦理，存在边缘化甚至退出日常生活的危险。

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有许多原因。从历史来说，政治权力曾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巨大伤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信任，往往意味着危险，监视与揭发一度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从现实来说，既往伤口尚未得到修补，权力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官员腐败问题仍在拉低道德水准。

此外，经济、法律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交易关系以及法律正义容易被当成道德正义的替代品，这些因素复杂交织，整体上给日常道德造成了冲击。然而我们知道，生命问题不等于死亡赔偿金，道德伦理如果货币化，可以进行交换，就会有价值抽空、失却底线的危险；法律判决也无法取代道德义愤，道德同样是衡量正义与善的价值尺度，服从法律与符合道德有时并不合一。

关于自由的学说为个人自由提供了理论根据，个人欲望与自由意志往往不加区分地获得了某种合理性。真正的自由学说从来都注重道德，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从来都是有道德追求的社会，那些将个人自由无限推广，将道德律令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的学说也好，行为也好，不过是伪自由及其各种变体。一个追求自由、有真正自由主张的社会，并不是由孤立和冷漠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凡是不问动机的善，难免最终变成伪善，伪善固然无损于个人自由，但一个伪善的社会绝不比没有道德的社会更好。

在今天，谈论道德是一件很冒风险的工作，因为它很容易被派发“道德家”、“卫道士”等等并不堂皇的冠冕，也很容易被斥为将道德大棒胡乱挥舞，于是，任何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都好像失去了进行道德谴责的资格，更严重的后果则是社会丧失掉自省向善、自我批判的能力。

这一局面的形成，首先是国家向个人进行道德批发、把道德变成统治工具的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后果。在一些时代，高蹈的道德要求意味着强制个人服从的方式，然而事后人们发现，高蹈姿态里面其实充满了谎言。对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指令的厌弃，夹杂着对道德专制的逆反，进而容易变成对道德本身的怀疑与不信任。

道德不可能单独提供一个良善的社会，但如果社会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任凭公平交易原则、法院判决成为判断是否对错善恶的唯一标准，人性良知、良心负疚等道德体验将会从社会层面消失。法律生活、经济生活以及道德生活，都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信仰方式。

对经济、法律、权力以及各种自由学说的批判，一直伴随着整个现代历史。批判不是取消它们的存在，重新回到道德一统的局面，而是确定它们各自的边界，各司其职，共同推动社会走向求真、向善、正义与繁荣的道路。

社会需要一场道德特别是基础领域的道德重建，道德理应回到生活的中心，社会伦理学说应获得恰当的位置，道德体验与道德感受应重新回到每个人的内心，应当让道德成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自由选择的无可置疑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