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碑到许愿柱

世贸中心的日裔美籍建筑师川崎实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60年代，纽约市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动人心魄的高楼了。而城市应当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他说“新建筑的连续出现才能使曼哈顿成为有独特性的令人兴奋的城市中心”，这就是后来修建世贸大厦的主要动机──重塑美丽和自信。

世贸大厦被精心构思成纽约自信的证明，一方面辉映着纽约曾经的黄金岁月；另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人造呼吸器一般，试图推动纽约向下一个黄金时代前进。在之后的年代里，世贸大厦的确成为纽约的象征，甚至美国的化身。直到2001年的9月11日……

世贸大厦之后，美国就不再保有建筑高度的第一位置。1996年，吉隆坡双子塔落成，世界第一高的摩天大楼首次出现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这个曾经深陷殖民地苦难的国家在“马来西亚现代化工程师”马哈蒂尔的领导下由一个原料出产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多元工业化国家。自1987年起，马来西亚获得了连续10年8%以上的经济增长。在1991年提出的“2020宏愿”跨世纪发展战略中，马来西亚更是明确表达了希望在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的雄心。双子塔从吉隆坡市中心拔地而起，冲入云霄，就像是一个由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宣言，洋溢着对未来的万丈雄心──虽然1997年金融危机就来了。

正如19世纪末期急速发展的美国迫不及待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摩天大楼证明自己的力量一样，20世纪中期以后，摩天大楼逐渐走出美洲大陆，成为新兴国家与地区证明自身实力的最佳方式。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说：“它们是个人宣扬身份的利器；它们是有雄心的城市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工具；他们是权力与财富的表达；它们是创造与记载历史的方式。”百余年来，摩天大楼的建设早已超越了建筑的层面。

而中国的崛起自然也少不了摩天大楼的装点。早在1896年李鸿章访问纽约时，中国人就领教了摩天大楼的震撼，当李鸿章回答美国记者的问题“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时，李鸿章答道“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最使我惊讶的是20层或者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都没有见过这种高楼。这些高楼看起来很牢固，能抵挡任何狂风吧？”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1999年3月18日，420.5米的上海金茂大厦竣工，摩天大楼终于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金茂大厦88层观光点的玻璃钢墙上，写着一组组意味深远的数字： “罗马8700公里，成都1620公里，人民广场4公里”、“雅典8000公里，拉萨2880公里，虹桥机场19公里”……仿佛站在这里，你就站在了全世界的中央。

虽然上海的风头很快就在2004年被台北用101大楼超越，但是上海马上规划建设出一个摩天大楼群来。2008年8月29日，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2008年11月29日，632米的上海中心开工建设。到了2014年，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将以三足鼎立之势矗立在陆家嘴核心区，成为上海新地标。

自诞生之日起，摩天大楼就被负载了太多的含义，它是城市的名片，是国家的荣耀，更是伟大的艺术品。然而在经济学家看来，摩天大楼终究是经济的附属品，在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背后是经济力量，尤其是金融力量的蓬勃动力。

1999年，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总结出“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将经济危机与摩天大楼的建成联系起来。他发现，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摩天大楼的高度仿佛在昭示着荣耀的同时也召唤着灾难。比如2009年1月17日，艾马尔房地产公司宣布迪拜塔达到828米的最终高度；2009年11月25日，迪拜财政危机爆发。

回望历史，说摩天大楼的完工意味着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爆发其实并不准确，与其说是“魔咒”不如说是经济规律的必然体现。由于经济总是周期状波动起伏，而摩天大楼这样的伟大建筑又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往往当人们最终把这个经济纪念碑树立起来的时候，经济刚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或者说，摩天大楼与全球经济的波型正好相反——摩天大楼是无辜的。

从自由主义的象征，到雄心壮志的浪漫主义寄托，再到新兴力量权杖和经济纪念碑，不断刷新纪录的摩天大楼正在转换成新的角色。实际上，迪拜的哈里发塔与之前的摩天大楼都不一样，它更像是一个许愿柱，一个希望通过伟大建筑作为景观来拉动当地度假经济发展的人工奇迹。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证明和纪念“我们能”，而是成为获取“力量”的兴奋剂。在这里，摩天大楼不是经济的“结果”而是经济的“起点”。

哈里发塔──这个建筑史上目前唯一超过800米的建筑物，仅仅是人类挑战万有引力征途的一个驿站。就在哈里发塔落成之时，距离它50公里之外的“棕榈岛塔”已经处于规划之中，而它的预计高度将由750米调整至1050米。

百余年来，摩天大楼如化石般记录着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沧海桑田。摩天大楼的建设远未终结，或许，它也根本就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