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记者这条道路上，我还会走多远？我没有答案。只是至今，我还在路上。道路狭窄且漫长，迷雾笼罩，让人只能看到眼前，不见未来。

几个月前还在纠结，想着不做记者了，特别是法治记者。爸爸说，这份职业危险，让他不放心。妈妈说，不斯文，一天到晚东奔西跑，抛头露脸。从九岁开始，妈妈就让我站在灶台边，学做菜，学做人家的妻母，并且教育我“男人是树，女人是藤”。可是，至今我都没有过上妈妈想要我过的生活。

家人帮我在广州准备了房子(注明：我是承租方)，说，“别做记者了，也不要在北京混了，那个城市不适合生活”。那时候，是财新创刊之初，工作压力非常大。很想逃，渴望着安逸舒展的生活。内心挣扎了一段时间，想着“快刀斩乱麻”，于是和领导说，想辞职。

最终，还是舍不得财新，我竟然已经对这个团队产生了敬意，并且对其中的某些人产生了真挚的依恋。

上帝真是狡猾，他给予凡人的幸福通常都不纯粹，总会伴随着痛苦。

所以，走在这条路上，是痛并快乐着。

7月28日，周三。这是记者的交稿日，每周最忙碌的日子。我又在办公室写稿，关于囚犯在监狱失明的案子，这个事情很血腥，揭露了监狱的黑幕一角。这种话题，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很敏感的。

晚上，和同事在办公室吃快餐。听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而被通缉的消息已被证实。我很激动地对评论部的同事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财新要有所作为啊！”当时的心情，除了气愤，就是物伤其类。

那个同事说，他还不知道我们财新的高层如何考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我听了很郁闷。在李庄事件发生时，我也对着北京的几个大律师激动地说，北京律协要有所作为啊，律师要团结起来啊，这事关律师职业的独立人格。最后，很讽刺的是，司法部通报李庄案，并要求各地律师协会以李庄案为例，在律师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

那天晚上，写稿写得异常烦躁不安。一直以来，记者的采访权利都得不得保障，可是，最近竟然演变成人身权利都得不得保护。当这种威胁和危险源自公权力，是万分的恐怖。

我心里发慌，想着，万一手头的稿件让某些人气急败坏，他们会不会派人来打我？如果他们来打我，财新公司能不能保护我？我超级怕疼，以前脚扭伤了，都会疼得昏倒。

监狱案的司法材料显示，在监狱里，人有可能会非正常死亡，也有可能会被暴打。有已出狱的人在律师笔录中说，狱警的镐把一抡起，他的无名指就折了。天啊，多像武侠小说的情景，比梅超风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