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西安市幸福路华山厂已有31年工龄的49岁工人潘鸿强因生活孤独、贫困，留下一纸遗书自杀了。死前存折里仅剩下4毛6分钱，可他还有两个心愿未了：一是给死去多年的父亲买块墓地让老人家骨灰“入土为安”；二是还清3900元的欠债。（《华商报》2010年7月26日）

面对社会汹汹的议论，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了潘鸿强选择自杀的生活困境，“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

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山厂说的都是事实。在一些倒闭或者临近倒闭的国营工厂，甚至还有很多仅靠每月三五百元生活费艰难度日的人群。与这些底层工人相比，每月拿850元的潘鸿强还算是幸运的。就像他们厂门口的那条马路，一直都活在“幸福”之中。

潘鸿强在华山厂工作了31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按理应该享受华山厂的回报了，可华山厂在潘鸿强身上实施了哪些社会主义温暖呢？父亲死了无钱安葬，骨灰一直寄存在殡仪馆，厂里没有救助；儿子无钱上学，家庭困难，妻子不得不选择离婚以求办得低保，帮助儿子完成学业，厂方也没有救助；借钱买房、负债累累不得不卖掉房子，外出租房，厂里也没有救助；……直到实行计件工资，因伤病无法完成规定的任务，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才照顾他，有了这个月收入850元“轻松一点的值班”岗位。

850元，竟成了一个为工厂拼死拼活31年的工人，在贫病交加正需要企业反哺时的“合理”工价。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我们的社会主义温暖在潘鸿强的身上竟是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体现。以我们引以自傲的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能够养活成千上万的贪官，竟然养不活一个为社会主义孜孜奋斗了31年的老工人？

在工友的心里，潘鸿强是一个“硬气”的汉子，硬就硬在“宁死也不受穷”。可在他的硬气对面，耸立的是冷漠的社会救助机制，冷峻的贫困现实。想一想常常见诸于报端的那些动辄几套几十套住宅的“富官”，那些动辄拥有几百万几千万来历不明财产的“人民公仆”，在他们面前，贫困无依的潘鸿强显得多么的渺小与可怜，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才是这个社会冷漠蔓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