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６月２０日《法制日报》）

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揭示了当前遏制腐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无疑严重影响了人们进行举报的积极性，也证明了腐败势力、邪恶势力的强大，和民间举报的艰难。举报风险已经成为反腐败的瓶颈。

最高检曾经对外公布，“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是由群众举报”。而广州市检察院２００８年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每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一位干了２０多年举报工作的国家检察机关官员称，严格地讲，腐败案件100%都是群众举报的。可见，举报目前是中国反腐败的基础性环节。然而，社会并没有为举报人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举报人往往要承受各种各样打击迫害，这不能说不是反腐败的遗憾。

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郭华指出： 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举报，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而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在权力制衡方面和我们不同，他们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一种渎职。我们一些专门机构，即便坐等人们上门举报，但也不能有效打击腐败行为，使其不断蔓延。这同他们不能积极为举报人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是一致的。

笔者曾经看过某电视台采访一位香港廉政公署退休高官的节目，那位官员说，在香港搞腐败，有７８％被查出的风险，也就是说，有１００个人搞腐败，７８人会受到处理。我们的情况是多少呢？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搞腐败的发案率仅仅是８％，也就是说１００个人搞腐败，只有８个人可能会被处理。８％的腐败行为被处理，和７０％的举报会受到打击迫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做什么风险最大。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怎能不纵容激励一些人大贪特贪呢！

真的需要认真地感谢那些不畏强权、冒着打击迫害风险进行举报的民众。这也说明，如果真有一个能够有利的反腐环境，就一定会有民众积极参加反腐。笔者以为，中国目前的反腐败，远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基础问题。与其把思路放在培训有关人员的反腐技巧上，不如多做一些基础方面的工作，消除反腐的风险。如果在基础上不具备反腐败的一般条件，而却去做一些反腐败的高端工作，那只能是虚热闹。只有举报很安全，腐败很危险，才可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