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公安治吏，不断有重头戏出场，最新的一曲，是主城区派出所长全部异地交流，为保交流顺利，附有严厉规定：拒不服从交流决定的，交接期间出现重大问题的，搞迎来送往吃喝的，就地免职。

现行体制下，干部交流大概是官员防弊上可为的顶格措施。今天，一个官员，既无问题，又非提拔，异地或异职交流，已属不易。一个系统内官员全部异地交流，不能不说是重磅措施。

交流的好处，大于不交流，这没什么可说的。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一个职位上久留，未免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影响其行政作为。有的官员，不挪窝没事，一挪窝问题就暴露，可以证明长期不挪窝能形成一种权力把持的局面。官员交流会影响到官员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交流会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这里所讲的利益，可能是各种不法利益，也可能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情况更熟悉、工作更轻省之类正常的考虑。

官员大面积集中交流，并非没有不好的地方。一个主要的害处，是既有节奏和秩序瞬间变化，容易使公共管理上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然而，从社会反应来说，官员大面积集中交流将会受到赞赏；从实际情况来说，工作连续性的暂时影响，害处可能远远低于官员行为不端或不力所造成的损害，节奏和秩序的突然变化，就未必不是“焕然一新”。

今天的问题已是这样，官员管理上的首要矛盾，与其说是怎样使其振作有为，不如说是怎样使其正常工作，而不要胡作非为。

防弊，是一切公共权力系统管理的首要任务。然而，办法却有多种。

吏治防弊，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难题。在中国古代，所有官员为朝廷命官，向皇帝负责，官员必不可以在本地任职，必不可以不尽忠于皇帝，而皇帝被假设为“天之子”，“抚有四海”，无有而无不有，从而就无所谓私益。于是有三省六部相互制约，有廷议书奏共商决策，有谏官监察专职纠弹，有密奏密访察举阴私，还有巡按大员不时特派巡回，总而言之，办法想了不少，以至于有些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认为权力制约要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做法。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是现代政治的重中之重。公共权力不可缺少，但公共权力要关进笼子里，本质上讲，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设定权力，这就体现了必要，而非无政府主义，接着主要精力就是解决怎样使权力不能为恶的问题。为此，又有一系列措施，根本来讲，就是主权在民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加上权力自身的相互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无所谓交流，因投票而定期汰选，僚属服从于公务员，官员也务须产自本地居民，以保证了解地方并忠实于地方的利益。权力约束既来自于权力的明确限定和分划，也自于各种明文规程与惯例，更来自于主要体现于舆论(包括公民抗议)、兑现于选举的民众好恶。

两相比较，在防止权力所造成的弊端上，效果何优何劣，应是不言自明。被民众“关进笼子里”的有限权力，与朝廷负责任免的全能权力，区别很大。前者本质上不承认官员是一种终身职业，无所谓“安排出路”，也无须保证晋升；后者则是终身职业，所以不得不考虑职业者的终身发展。前者需要个人服从于公众，而后者寄希望于个人“爱民如子”。前者使个人受到公众的决定，而后者视个人为皇帝的代表并负责教化、督责与引领民众。至于贪腐滥权之类行为，则是前者并不必然可以控制到很好，后者必然地无法得到控制。可以列举的差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重庆对派出所长全部异地交流，是现行体制下的一剂烈药，任何地方也来这么一下，即可知道这会遇到多大的阻力，会牵扯到多少人的既有利益。就意义上讲，可以说重庆不断对警务系统施以重手，体现了弊况之深重、改变的决心以及打破格局的必要。就措施上讲，可以说在现行体制下重庆已经做到了一种极致，就地免职、全员竞聘、全部交流，都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但思考中国吏治的出路，还是需要新的眼界。

有些问题受制于体制，非哪个地方可为，从而使非凡之举看上去形同无奈的努力，有时体制之弊还可能因非凡魄力的形式而看上去很美。官员们调来调去，比不调换好，但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是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