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建议北京借鉴伦敦的做法，研究实施收取交通拥堵费，引来网上热议。我写了篇文章支持他的立场，认为按现在机动车的增长速度，不仅是北京，就是其他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收拥堵费也是早晚的事。晚收不如早收。

当然，收拥堵费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治理公车。早在2006年，北京的公车就过了百万。公车泛滥，你收拥堵费人家那里能报销，最后城里就很可能成了公车的天下。所以，解决堵车问题，政府应该自己带头。

按说，在中国这个行政权力相当集中的国家，治理公车属于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政府有决心。比如，能否在公开听证的前提下，严格限定公车的数量？又比如，现在用公车接送官员上下班的现象比较普遍，那么，能否在这一方面做些改变和突破？如果官员上下班或开会不用公车接送，公车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一般的单位，也许一两辆公车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对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无疑会有帮助。

我过去曾写过几篇文章，介绍美国的政要使用公交的情况。比如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现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等，都曾带头挤公交。骑车上班的也不乏其人。这些例子，中国的官员是否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只有当领导的带头挤公交，对下面才有震慑作用，滥用公车的风气才能刹住。另外，乘公车上班，更能帮助领导体会民情，检查其政绩，并加强其为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理由有两条。

第一，鱼肉老百姓、只顾给开发商开路的领导是不敢乘公交的。他治理不公，在公交上就会被老百姓堵住。最近我研读历史，发现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治理得最好、也最发达的地方是几个商业城市，比如阿姆斯特丹等。其中一大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非常“亲民”。中国古代官员出行前呼后拥，还有人开路。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官员，在街上走着就能碰到老百姓。他哪里还敢行乱政？也怪不得，这种城市往往是最有秩序的。

第二，领导乘公交上班或开会不能准点到，这并不构成用公车的理由。这一事实恰恰向他揭示了治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城市公共交通的顺畅方便，自己乘公交不能准时，城市还怎么运转？因此，挤公交给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刺激：你把城市治理得越好，交通越舒适顺畅，你自己的日子就越舒服，比如早晨上班可以晚出门半个小时。中国古代政治理想讲究“与民同乐”，也正是这个道理。

基于这两点理由，地方政府应该带头自我约束，对公车数量加以限制，并接受舆论的监督。同时，官员能否放弃使用公车，也不妨列为政绩考察的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