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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读书的回报低于应酬,干部自然不阅读
www.fjnet.cn 2010-05-08 09:51 宕子 来源:红网 我来说两句
日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当前党政干部的阅读状况调查,得到80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共发放问卷1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47份。调查显示,尽管75.5%的领导干部对读书的重要性高度认可,大多数党政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还少。(2010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么多年来,干部给我的感觉总是两个字,即“很忙”。因此,对于“大多数党政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还少”的调查结果,我一点都不吃惊。不管是出于为自己撑门面的动机,还是确实想提升自身的修养或能力,大多数干部并非不愿意多读点书,但是,大多数干部确实抽不出时间或静不下心来读书。

  对中国官员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最形象的莫过于袁中郞。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才不久,便给好友写信,大倒其苦水:“人生做吏甚苦,而做令尤苦,若做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但是,古往今来,像袁宏道这种觉得做官苦的恐怕只有被世人目为“迂腐不化”的极少数人——其实,大多数人都羡慕官员的这种生活,而在大多数官员本身,对这种生活也甘之如饴,不亦乐乎,何苦之有呢?

  即使到了现代,中国官员的日常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生活的场景变换了罢了。稍微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在中国,自古以来,不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在官员的日常生活中,上班与下班也同样缺乏清晰的界线,即你很难分得清官员在上班时间内忙的是公事还是私事,或在下班时间里忙的是私事还是公事。在八小时之内,大多数干部的时间除了要消磨在“文山会海”之上以外,迎来送往(所谓“接待”)也是其中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后者更可能成为官员升迁或任免的关键性因素。袁中郞所说的“朝夕趋承检点”,绝非言过其实,而是一语中的,因为接待活动一般都会延伸到八小时之外,甚至于通宵达旦。如此一来,官员哪里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书呢?

  在一定程度上,干部比国人平均阅读时间少是体制性的,或曰结构性的。换言之,目前中国的官场不鼓励——甚至惩罚——官员读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官员也是凡人,不是圣人,更不是超人,他们具有人类共通的人性,即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读书,尤其是工作以后的读书,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需要某种时间上、精力上和金钱上的投入,这种投入虽然能提升个体各方面的能力,可这种能力的提升却未必能给当事人带来直接或快速的回报。而“朝夕趋承检点”,其实也同样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所使用的是公共资源,或通过公共资源的寻租所获得的收益,不用自己掏一分钱,然而,所获得的好处——如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平调到一个更好的部门、升官(即掌握更多的可以用来寻租的公共资源)等等——却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投资于与“上官”的私交比在读书,即自身能力或修养上的投入所获得的回报更快、更高、更划算,凡有一点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到底应该选择“上官”,还是应该选择读书——再傻的人都愿意选择后者。

  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官员不读书或没时间读书,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要促使官员通过读书及时更新他们的知识,最终达到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的目的,首先得有让官员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社会的或制度的土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恐怕已经很难找得到一张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读书的桌子了——不但官员,就是在民间,大家都觉得书读得好不如关系拉得好——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子也就在于,我们的体制并不奖励——甚至惩罚——那些显在或潜在的在自身的能力上投资的杰出人才。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曰,“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以官得病,以病得归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就辞官归隐了。在人才的流动比较自由的现时代,如果我国政府不从体制改革上着手,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培育杰出人才生长的制度土壤,必定会导致杰出人才的大量外流。
责任编辑:黄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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