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火灾、政府丑闻、野蛮拆迁悲剧、群体性事件等，我们几乎不能例外地看到，无论外界如何沸反盈天，不管民间如何议论纷纷，事发地的公开舆论永远波澜不惊:短暂的调查和信息发布，寥寥数语的调查结论和情况说明，看似迅速果断的处理结果，之后便是再也不愿提起的沉寂。具体的处理中，则明显地将受害者视为麻烦制造者，以利益诱惑和强制手段让他们接受处理结果。很多时候，政府本身本非矛盾制造者，但政府却屡屡涉身其中，将自己置于对立面，目的只求表面清净和稳定，而矛盾的郁集、人心的不满、基本的人伦情怀往往被忽略。

今天的事实是明天的历史，如果把视野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大的领域，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创痛的历史片段，也在被希望遗忘之列，不去提及，不去反思，在平静的表面下一往无前。

这是一种治理思维，政府希望社会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让社会循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前行，矛盾、悲剧和对此的记忆，往往喻示着秩序的失范、掌控的失效和前进的暂时停顿，于是希望将矛盾和悲痛压制，甚至遗忘。这样的治理方式，看起来果敢有力，本质上则是紧张虚弱，希望掌控一切实际却难以办到，在这种张力下只好选择一种表面化的力量。

人是有记忆的，历史是有记忆的，尽管我们难免陷入悲剧和困顿，但选择遗忘就是失却了疗救的勇气，让社会不能从历史的反思中汲取向上的力量。政府无法包办社会的一切，包括人的记忆和情感，从这种紧张的治理模式中转身，相信社会有从悲痛和丑陋中自我修复的能力，或许更能收获善治和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