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

雷官雷语固然要批判，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农村基层利益博弈以及天平的失衡。“茶杯门”本质上是“征地门”。

河南睢县城郊乡乡长蒋友军的“茶杯门”风波，在经历了数天的热闹后，终于缓缓褪去娱乐化的外衣，露出了更沉重的“里子”。

“茶杯门”一事，之所以能在网络上赢得这么高的点击率，多半要归功于“老农拿乡长桌上茶杯欲喝而被拘”之类新闻标题的眼球效应，放大了老农与乡长的地位反差；尔后，乡长蒋友军“原计划把魏克兴关个三四天”、“事件被曝光后自己变得骑虎难下”等雷人之语，进一步招来板砖无数。

雷官雷语固然要批判，但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农村基层利益博弈以及天平的失衡。“茶杯门”本质上是“征地门”。这两天媒体陆续披露，魏堤口村超过一半的地都被强征，且一直没有看到批文，包括魏克兴在内的农民们强烈反抗并持续上访；同乡的于庄村也存在大量非法征地，该村唐庄组500多亩地被征得只剩40亩。显然，这才是老农魏克兴与乡长蒋友军矛盾激化的根源，而“杯具”至多只是一根导火索。

与以往不同，如今农村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税费征收，大多数纠纷是因土地问题引发，尤其对于城中村和城郊村，由于利益巨大且空白点较多，征地和拆迁问题更是凸显。在这种城市化进程中，最基层的官、商、民被推到了时代浪潮以及矛盾的第一线，他们之间交叉式的利益博弈日显激烈。而转型期的中国，一些地方的基层权力也有待整顿，导致了游戏规则的失范和博弈的不公。具体表现为权力刁蛮——为了政绩或形形色色的“干股”，一些基层官员成为违法征地、野蛮拆迁的急先锋；资本通吃——各路商人以糖衣炮弹攻下基层官员，再假借公权之虎威，或建厂或炒地皮或盖楼，胡萝卜加大棒侵占村民利益；黑恶势力嚣张——权力的异化、几何倍增的利益，催生了农村基层的黑恶势力，他们或倚公权之威，或搭资本之车，横行乡里，欺行霸市。

与一些“更高级”的贪污受贿等相比，这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利益侵占和蚕食更加直观，也就更容易激起县乡基层民众的不满，触发农村社会的官民矛盾。“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曾在瓮安调研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就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发生，也会在别的县发生；即使不在贵州发生，也会在其他省份发生”。此言可谓一记警钟。

而与此同时，利益诉求、申诉的表达渠道不畅甚至堵塞，使得一些农村地区的矛盾愈发积累。睢县城郊乡村民说，如果村民不同意征地，就会被派出所抓去拘留，“这三年来，我们村里抓的人起码超过20个”。与此类似，在一些地方，暴力机器被频繁和随意使用，基层群众告状无门、有冤难伸，在一些基层官员观念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等同于把矛盾“堵塞”、“隐瞒”在基层，从而让矛盾遭到挤压和发酵。很显然，公安部对“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的一再重申，有着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打破，一些深层次矛盾依然在农村地区存在，农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干群之间，也积累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都成为新农村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和阻碍，不可不察，不可不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