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现“29岁市长”、“80后副厅”等年轻干部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后台？”往往容易被认为是“官二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说，人们之所以先入为主地产生怀疑，总是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过类似事情。他感慨：你不能责怪群众的“合理联想”，何况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群众的联想是正确的。（3月14日《中国青年报》）

笔者以为，丁伟岳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包括人们最近对山东省新泰市提拔的6名“80后”副科级干部背景的怀疑，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即便这些人被冤枉了，但大家也是“合理联想”。因为这样的联想许多时候是正确的。

“龙生龙凤生凤”，在中国确实有社会现实性。我们不能否认，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的子女，在官场或是国有企业，确实比平民子弟发展快。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凭什么？当然，不排除这些人当中，也确有靠自己的能力发展起来的，但也有一些人的成长，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密不可分。就是那些靠自己能力发展起来的官员子女，也无法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完全切割。由于“官二代”具有明显的社会优势，人们怀疑所有官员子女的发展也就有一定合理性。

为什么，在外国老子是总统儿子也是总统，人们并不议论他们搞“官二代”？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们的台湾也存在，可是大家都不说“官二代”，都没有对官员的子女再做官进行指责。这是因为，在这里面没有“继承”的含义，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人家那总统、市长，是靠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透明公开，大家还会有什么意见呢？所以，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的儿子可以当选为总统，总统的儿子照样可以当选为总统，如果有什么优势，那也是公开的，是大家认可的。这样，就是18岁的大学生当选为市长，也没有人议论闲话，有的家族世代为官，照样能够受到人们的拥护。

所以，我们出现对“官二代”的议论，怪不得人们挑剔，而是官员产生的制度不合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产生的官员，一个是容易出现“官二代”，再一个是无法排除人们对“官二代”的怀疑。可见，要想消除社会对“官二代”的非议，只有改进官员选拔办法，增加透明，建立公平竞争制度。这样才会，人们既不会怀疑“官二代”，一些官员子女靠个人能力发展，也不会被别人冤枉为“官二代”。

人们对“官二代”的种种议论，以及不时有人被冤枉为“官二代”，都说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公平公正选拔人才机制。正如人大代表陈万志说的那样，社会互信的丧失和权力公信力的丧失，是“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最大代价”，值得深刻反思。“两个丧失”，致使人们怀疑一切，当然也加重了对“官二代”的警惕。社会互信丧失和权力公信力丧失，难道不是危险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