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做客中国新闻网访谈时说：学校去行政化一是要坚决，二是要逐步。这个逐步不是说教育部门，或者说教育部发个文件就解决了，这次教改刚要提出一个方向，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起来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3月5日中国新闻网）

　　朱清时是教育界极力倡导高校去行政化，并第一个尝试“吃螃蟹”的人。但他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感叹，自己“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一个行政级别的社会中，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人。”他甚至打趣说，现在作为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的他，去外地开会，除了要自己掏钱打点住宿，会场座次上也要被安排在“有行政级别的职业学校的（校长）后面”。

　　朱清时的感叹不无现实意义。在官本位的社会语境中，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现在，虽然社会价值取向正日益多元化，但“官本位”魅影却无法驱除，通常情况下，社会衡量一个单位、机构、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不是全靠其声誉和专业性的评价，更多的是靠其行政级别。

　　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人数逐年飚升，已经出现“百人争一职”的局面，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考研，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考”。这固然与严峻的就业形势有关，但它更是“官”贵众人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现实反映。《中国改革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0.68%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我国官本位“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仅有6.08%的人认为“不严重”（2009年8月11日人民网）。官本位妨害科学、民主、法治观念的培育，也不利于人的全面成长与综合国力的提升，但祛除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不仅学校，就连新闻媒体这样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都有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在一个官本位氛围浓厚的社会里，我们一方面对于高校推行的去行政化能否独善其身、卓然不群充满期待。另一方面，也关心拿掉“官帽”后的高校，能否在校长选举、经费使用、教师聘用、课程设置等方面排除干扰、拥有更多的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守望真理、关照社会、摆脱权力依附、自由表达上获得更多的空间，而不是因行政地位的缺失而受到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