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制度上的歧视，才能扩大内需

最后讲一下政策的讨论，我一直认为，从整体来讲，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因为没有长期的增加收入的预期。从政策上来讲，过去我们可以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在美国碰到金融危机，这种策略已经是走到尽头了，而且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今年1月1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新年》，讲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今年会对中国实行贸易的限制。连克鲁格曼这样做贸易研究出名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在公开呼吁保护主义，所以中国如果不解决内需，不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预期，不改变户籍制度，跟美国冲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为什么中、美会有冲突？美国的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在上升，中国家庭收入占G D P比例是在下降，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一个国家生产东西很多，不怎么消费，另外一个国家正好是相反的，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多久？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真正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消灭制度上的歧视。

提高农民工收入，我认为最佳的途径不是通过《劳动法》去限制企业家的自由，但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可能也是正确的。但从长期来讲，应该允许劳资集体谈判。另外，要农村改革，金融开放，使农民有一个选择，可以到农村打工，也可以在本地创业。在我看来，乡镇企业就是本地创业很好的选择，乡镇企业金融支持减少，只能去打工，这就是我对大规模农民工去打工现象的解释。

另外，要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现在刺激经济的措施，有些学者和官员非常自豪地说，这次经济刺激措施30%是跟民生有关系的，我说那你说的意思是70%是跟民生没有关系的。在我看来，跟民生没有关系的比例应该是0%才对。我觉得这个30%的言论特别有意思，我很难想象在其他国家的官员会讲出这种话。讨论问题的时候出发点太不一样了。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