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祭祀天地的权力在帝王那里，巫祝一类的祭司却在汉以后没有了地位，儒家利用帝王对天地的敬畏，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天意自我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中国第一个下罪己诏的帝王就是汉文帝刘恒，地震与灾荒都被视同帝王没有尽心尽责于民。权力的神圣性与权力的责任，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权力集团如果一点信仰与敬畏都没有，可能就成为无所顾忌的恐怖集团。

天地之神被统治者祭祀，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小神”，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譬如小年祭灶神，就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甜的，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不仅要祭神，还要驱魔，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用于驱逐恶魔厉鬼。贴门神也是为自己家寻找守护神，这些古时有特色文化或生活涵义的行为，现在却逐渐淡化了原义，成为生活的艺术化，或仅仅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民间公共祭祀或供奉的对象，后来有佛教诸神道教神仙，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土地神、龙王与地方性的各种神灵。

国祭天地，朝廷皇帝要上对天地敬畏，下对庶民恩泽；家祭祖先，上对先人感恩，下对后代教诲。这其中都体现某种神圣的责任，也体现某种权力意志，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是超稳定的结构，在精神层面上是基于二元信仰，各负其责，各行使其权力意志，保持其精神的一致性与凝聚力。宗教的教堂是公共建筑，而中国人的教堂却是家庭或宗族的祠堂。春节则是进行家族意识与道德礼教熏陶的重要时刻。无论是祭拜祖先还是礼拜长者，体现的都是人际关系，礼教关系，使个体在家族与社会关系中安身立命、承担责任与义务，也分享荣耀。

春节的宗教精神在当代社会失却了核心价值，天坛祭天与地坛祭地已成为北京的民间表演活动，主流社会不再敬畏天地，对天地也没有神圣感了，民间社会里宗祠没有了，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它却不再是礼教行为，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

主流社会没有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才有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不顾生态造成的严重污染；民间社会没有内在的道德精神，也造成民间社会的灰质化，造假与欺骗泛滥。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当代中国人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是我们民族文化复兴的核心问题。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