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题材影视不够严肃的创作背景下,我以为更不宜在圣人头上动土。从前有一些时候,圣人戏正是禁区,禁的出发点是亵渎。比如宋朝杨亿的《杨文公谈苑》载,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重阳,太子一干人等摆宴席,同时观赏“教坊以夫子为戏”。这时有个叫李至的宾客说:“唐大和(文宗年号)中,乐府以此为戏,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惩其无礼。鲁哀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敢及先圣乎?”太子听罢吓了一跳,“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戏遂绝”。又如清朝萧奭的《永宪录》载,康熙初年,“优人演剧多亵渎圣贤”,从而“禁不得装孔圣及诸贤”。不仅如此,雍正年间,还从宣化总兵李如柏之请,“天下庙宇关圣神像不得偏坐侧立”,与此同时,“并禁演关帝”。好在这样的禁令没有贯彻到今天,否则,不仅吴宇森那个令人捧腹的《赤壁》无以问世,胡玫这个“直把孔子当孙子”(葛维屏语)的《孔子》,都会胎死腹中。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今天舆论宽松,就“圣”头着粪,以为自己才对圣人有了真正的认识。

忽然见到,中国电影界有了每年举行一届的“金扫帚奖”———最差劲电影奖,首届的“奖项”已各有得主。这个“奖项”由《青年电影手册》编辑部和特约影评人联合推荐,纯属“民间”吧。但电影界千万不要把人家当成仇敌看待,粗制滥造的东西太多,总需要一把扫帚来打扫打扫。就《孔子》而言,胡玫当然可以豪言票房战胜《阿凡达》,但倘若半点批评意见也听不进去,她就很可能会沦为影坛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