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正在于一些地方官员收入申报制度流于形式化，即，官员直接填上工资即可。此外，官员收入申报属于内部操作，并未向公众公开，而且限制主体过窄，申报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官员的工资、奖金、礼金，而非官员的全部收入。

有此前车之鉴，人们有理由担忧，“一定范围内”的财产申报，会不会像官员收入申报一样属于内部操作，公众依然难以知情？尽管珠海的《意见》要求，“一把手”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都要列入报告内容，这显然比官员收入申报进步许多，因为申报范围更广。

但是，如果停留在“一定范围内”，仅仅是内部监督，公众无法知情，显然也就难以履行监督权。须知，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它的要义正在于阳光，即向公众公开。不公开，公众就无以监督。

因此，要减少公众的监督焦虑，就需要界定何为“一定范围内”，需要突破“一定范围内”。此外，尤需提及的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多层面的系统工程。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三个重要特点或环节：一是具有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

由是观之，对照学者的剖析，珠海方面还需要做到几点，一是将党政“一把手”家庭财产情况向公众公开，二是要审查这些官员申报的是否属实，三是要对谎报和瞒报的官员进行相应的问责。只有发挥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公众有机会进行“现场的监督”，才能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