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由于所得税和增值税主要归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所得，地方政府的市政、环境、治安和教育等支出并无其他可靠保证，因此只能对当地居民征税。房产物业不仅具有对象明确、征税简便的优势，而且居民持有物业的数量、价值与个人财富一般成正比关系，所以物业税成为各国地方政府的首选税种。通过它来保证市政、治安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税源稳定、征收成本低，而且天然地具有一定的促进公平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掀起一股征收物业税的大讨论，不同的人动机和出发点并不相同。尽管物业税还在全民大讨论和舆论造势过程之中，物业税的最终功能和定位是什么，并未得到立法机构和政府的最后认定，但有一点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那就是物业税促进公平的作用。

房产炒作者在推高房价的时候，要么让广大普通居民无力购买住房，要么让他们被迫支付极高的购房成本，这实际上是转移和掠夺了人民的大量财富。从宏观层面看，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其不可避免的破裂，将严重危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些炒房者囤积大量超过自身实际需求的物业以求涨价获利，对超量持有的那一部分物业征收高额的物业税，显然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但是，对超量物业的确认，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单纯地以住房套数来衡量，并不是特别恰当。简单地以住房套数来决定是否征收物业税和税率的高低，操作起来虽然比较简便，但可能会打击一些改善型自住房消费。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很多中产阶层居民，持有第二套住房并不是为了炒作获利，而实实在在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比如当初因为收入和职业发展的原因，无力购买大面积住房，在收入增加、结婚生育以及父母团聚家庭人口增加后，不得不购买第二套住房。对于这种不以炒房为动机的第二套房持有者，如果用简单标准征收物业税，显然会令其生活额外增加一笔负担。普通中产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夹心层，近年来房价的失控性上涨，已令很多人生活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抵消高房价，被迫向银行借入高额贷款，另一方面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受惠于政府的保障房制度。中产阶层本应成为社会稳定器，如果因物业税而增加新的压力，实在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