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城某休闲会所晓娅（化名）是闫某控制的一名卖淫女，因其决意退出回家，遭到闫某等6人的控制，并遭殴打、体罚、铁链锁腿等折磨。从春到冬约9个月，晓娅被折磨致死。近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此案。（1月11日《楚天都市报》）

卖淫女晓娅因看到同行丁某回老家结婚羡慕不已，便借口想念奶奶向闫某提出辞职却遭到严辞拒绝，后来在几次试图逃跑未遂后被闫某强行羁押遭受迫害，9个月时间里晓娅逃亡回家的过程充满了无尽的曲折和辛酸，最终以悲剧收场。当邓玉娇案逐渐远离公众视线的时候，笔者不仅唏嘘：欲望与贪婪喷泻下的荷尔蒙缘何能让金钱与权利行使的主体变态到如此非人的地步。作为弱势群体迷途知返的回家之路为何变得如此崎岖？

应该说这两个案件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把它们强加联系在一起，只是想呈现某些服务性行业的真实状况以及弱势群体同样遭遇的生存状态。卖淫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生态下曾长期被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反道德伦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道德上的谴责才从法律条文上确定下来，但因其巨大的诱惑和利润空间一直存留在社会的夹缝当中，并渐显活跃态势。

然而，由于人性的诱惑与社会法制道德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对立，卖淫女作为被后者打压的对象在人格遭到权利侵犯时，却得不到相应的法律救助以及人性安慰，被历史和现实活生生地丢弃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由此，当晓娅式的卖淫女只有在生命被折磨致死构成社会悲剧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才有机会“诉说”悲烈的生存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