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来说，北大在推出这项“改革”时，并没有广泛听取中学校长的意见——只是基于杭州一所中学校长的建议，也没有吸收舆论的意见——在今年7月公布有关设想时，舆论就曾针对这一举措的操作性、公正性进行质疑。这一举措在具体执行中，已从“校长实名推荐”，转变为“学校综合推荐”，而北大也“坦诚”用意，并非如当初所宣称的给偏才、怪才提供升学的途径，以及打破一考定终身，而是“掐尖”“抢生源”。公众感觉被北大忽悠了一把。

再看成都的“封杀”奥数以及山东的规范中小学考试管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事先进行调查，广泛听取意见，而是以政府强势推出，号称“重拳”。但事实是，早在四年前，教育部就曾出过禁止公办学校办奥数班，取消中考升学奥数竞赛加分的重拳，可在重拳之下，奥数没受一点伤，继续茁壮成长。据媒体报道，成都的奥数班，似乎也是越打击，越走俏，奥数老师的待遇在打击之下翻了一番。

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针对细枝末节的一个个教育现象、一个个教育事件，推出一道道治理措施，而是理顺政府、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关系，重新构建基本的教育管理与教育评价制度。以笔者之见，今天所有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把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由此形成“管评办一体”、“教招考一体”，教育高度行政化，学校失去个性与特色，集中录取的考试制度弊端丛生。要治理当前的教育顽疾，必须推进政府教育部门放权，把办学权归还学校，教育权归还教师，考试权、评价权交给社会，而政府只做三件事：履行举办者的投入责任，监督学校依法办校，提供给受教育者充分的教育信息服务。

从目前的教改模式看，正是由要求放权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改革，对于这样的教改，笔者实在难以寄予“教改元年”的期待。或者说，何时教育改革的基本模式调整，把民间意见纳入教育决策程序，何时教改方进入实质性启动轨道，才会迎来所谓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