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广州“许霆案”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而何鹏，一个在监狱里服刑7年有余的云南小伙，也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浮出水面。2001年，在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读大一的学生何鹏，发现借记卡上多出100多万元，遂从ATM机上取走了这笔“飞来横财”。之后，以盗窃罪被判无期。2009年11月底，云南省高院将刑期骤减为8年零6个月，目前已上报到最高院复核。一旦经最高院核准，何鹏将于2010年1月获释。（12月15日《武汉晚报》）

“云南许霆”何鹏的“刑期骤减”被一些人欢呼，说这是“民意的胜利”“法治的胜利”。笔者认为，“民意的胜利”“法治的胜利”之欢呼为时尚早。

何鹏的“刑期骤减”只是双方面子上都说得过去而已，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极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某种意义上说，何鹏的“刑期骤减”是舆论关注和领导批示的产物。而且在这里面，“人治”的影响要大过法治的影响，我们的法治进程依然需要筚路蓝缕、寝苫枕块、栉风沐雨。

从无期徒刑一下子将骤减为8年零6个月，对于何鹏及其家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对于云南有关部门来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我们要说，何鹏的“刑期骤减”不是最后的公平。

何鹏的取钱行为被判盗窃罪，实在不可理解。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我的钱包放在写字台上，你悄悄地往里面塞进了一万块，是不是也要判我盗窃罪？如果我原本不知道钱包里还剩多少钱，所以就没吭声，是不是也会被判入狱？

何鹏所持有的是借记卡而非贷记卡。按照现行的银行卡管理条例，借记卡是电子钱包，不能透支。借记卡的最大消费和提现额是卡中的既有存款，也就是说，卡上没有钱是不能消费和取出现金的，而能消费和取出现金也就意味着卡上有足够的预存款。

虽然何鹏取的钱不是何鹏本人的，但这不是何鹏的错。如果是一个百万富翁从借记卡上取出43万元（哪怕他的借记卡真实余额也只有10块钱），是不是也会被判盗窃罪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何鹏家人及时退还了本息，这已经是银行和何鹏的民事纠纷了。尽管何鹏一时贪念需要受到教育乃至惩罚，但还不至于上升到刑法范畴。

最重要的是，盗窃罪名根本就不成立。何鹏从柜员机取钱，既没砸机器又没采取其他非常手段，怎么就盗窃了呢？何鹏使用自己的账户和密码按照法定程序提现，而且在银行会留有交易记录，本身就不符合“秘密窃取”这个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云南许霆”的“刑期骤减”不是最后的公正。8年前，何鹏被判入狱，是有关方面“关照”的结果；8年后，何鹏的被“刑期骤减”而出狱，仍然是有关方面“关照”的结果。什么时候，推翻何鹏有罪的判决，给予何鹏平反和国家赔偿，那时才真正能说“民意的胜利”“法治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