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由于常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有尘肺病，但职业病医院却拒绝给他们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原因是这些工人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给他们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12月8日 中国广播网）

由此看来，河南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无奈，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职业病鉴定程序的改进。近日，又传来云南13位民工申请职业病鉴定遭拒后要求开胸验肺的消息，接下来又是深圳这群农民工。悲剧何时能有终点，一时说不清楚。

从某种意义上讲，“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是幸运的，他的遭遇得到了省委书记批示，并最终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后来者都能这么“幸运”，如果正常的维权渠道不畅通，“开胸验肺”就会和“跳楼讨薪”一样频频出现。在笔者看来，必须加快修订《职业病防治法》、《工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打破农民工维权的法律“玻璃门”。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但在现实中，用人单位“自证其罪”何其困难！正如有医生指出，“职业病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这些规定的存在，就像给法律安了一道“玻璃门”，劳动者维权时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

揆诸现实，这样的法律“玻璃门”并不少见。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维权程序漫长，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如果将工伤认定程序的三个阶段，完全走一遍平均需要484天，约16.1个月。如此漫长的维权程序，有多少农民工有勇气、有精力一走到底呢？一些法律法规在执行过程当中，异化成了对劳动者的“苛刻”，和对用工单位的“宽松”，这也是我国资方过于强势，劳方权益经常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法律的重要功能是协调社会利益，公平的法律应该让各方平等博弈。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还存在哪些劳动者维权的“玻璃门”，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也提醒立法机构，只有实现开门立法，让社会的各阶层参与立法，才能最终实现“良法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