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残缺的刘汉黄用左手签判决书，并表示不服判决要上诉。

一个贵州边远山区的农民工刘汉黄，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后出外打工谋生，供两个弟弟读书，因公导致右手掌被截肢。然而无论是第一次仲裁赔偿金10万，还是第二次法院判决的17万，公司拒不赔偿。在诉讼期间，公司多次欲驱赶刘汉黄出公司，刘以死相逼得以留在宿舍。终因在与公司高管的冲突中刘汉黄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导致两死一重伤的惨剧。（11月3日《武汉晚报》）

向来以创新审判出名的主审法官张海亮沉痛的说“刘汉黄的案件带给我的是心理的创伤”。回顾整个案件，刘汉黄的悲剧、三位被刺死刺伤的悲剧，绝对不是刘汉黄一个人造成的。刘汉黄也在听完审判结果后大声喊道“判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弱势群体。”虽然有失偏颇，但回顾整个案件过程，他确有可悯之情。

他是因公负伤，于法于情于理公司都该做出赔偿。如果公司能站在刘汉黄的角度想一想，就不该一再拒付赔偿金，而且对其十分漠视。或许在他们看来刘汉黄只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们不该漠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对于刘汉黄来说，赔偿金不仅是应得的生活上的保障，也是人格尊严得以体现的方式。刘汉黄在庭审时向被告席跪求原谅，说明他也不想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涌现的讨工资、讨说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因为农民工在文化素质、知识积累上处于相对的弱势。然而农民工从事着社会最基础、也是最繁重、劳累的体力劳动，他们的身后常常背负老人生活、孩子上学的重担。他们的劳动无论是形式、还是价值，都应该得到体现与尊重。

再看社会上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出台的相关政策，很少见到强硬的具体执行措施和方法，写着的都是“有关部门”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受到的惩罚很小，又能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益，那么针对农民工的违法违纪现象肯定会有增无减、有恃无恐。难怪乎有人说最难见到的就是“有关部门”。

如果公司的管理人员多一些人性化的理解与关怀，如果社会对农民工多一些具体的关怀与措施，加大对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企业和个人的处罚力度，类似刘汉黄的悲剧就不会像他的辩护律师管铁流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