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深入人心，往往在于其所确立的对人的权利保护的优美原则。

当我们读到这些原则时，能够想到头顶的灿烂星空。每一部优美的法律，都是对于人的权利美好的发现:同命同价——《侵权责任法》草案；同票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同工同酬——人保部正在研制的工资支付相关法规。我们的法治，需要里程碑式的记忆。就像卢梭以《社会契约论》宣告人生而自由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这将是开启一个时代的法律之门。

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命有城乡之别，一个不同的户口，决定了同样的生命不同的价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承认城乡收入差别巨大的基础上，进而以价值歧见确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赔偿标准，赔偿数额最终的巨大差别，终于让人明白生命烙印的身份附着价值的不同，却也终于让人明白基于身份不同的权利差别是最大的不公，人的身份并不是经过后天努力就可达到的权利。

这种权利伤痕，始终在提醒，虽然我们信奉人生来平等，却又谁叫你生于农村而不生于城市: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

与城乡差别有关的生而有别，自然不止生命静止的终极价值区分，也还有活着的区别，直至生命与草木同朽，等于尘土。新中国的选举法1953年制定，1979年重新修订，其后历经4次修正，但农民的选举权从最初的八分之一，到1995年修正的四分之一，再到如今二分之一与平权的争论，历史的大势所趋已然明了，但还有些人将抱残守缺当作是为自己与特权的平等而奋斗，他人与自己的平等，那是不值得奋斗的。

这片土地欠农民的，不仅仅是负债，也还有今天认为农民不配承受平等的歧见。我们自然不否认“四分之一条款”在过去存在的合理性，但延续至今却不可能称之为合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理由可谓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论平等:一是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体现人人平等；二是保障各地方在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体现地区平等；三是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至少有一名代表，体现民族平等。

平等是多么的重要，承受过权利阶梯的人们会知道:权利的扩大，有着两个坐标，一是权利的充分程度；另一个是权利的参与程度。这与选举权扩大同一命运:直选就是选举的充分程度；普选就是选举的参与程度。在一个成立之初就能给予妇女选举权扩大普选的国度里，有什么理由限制农民的选举权于四分之一达如此之久，并可继续长久下去？改革开放从给予农民自主的经济权利开始，如今已应当着手解决农民不平等的政治参与问题了，因为“四分之一条款”已沉默了30年。

现代法律当然不能“随风而堕”，现代权利也不相信“随风而堕”，权利的扩大首在我们的“平权”法案。平等是一个起点，失去起点，法律承载的也许是负值。人们真诚地期待，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于《侵权责任法（草案）》的三审，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首次审议，能够造就我们的“平权”法案。

所有被贡献于人类文明的优美原则，都基于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这是最根本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