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人们更痛恨的是蛀虫对米粮财物的吞噬靡费，而在中国，人们更痛恨的，则是蛀虫对社会大厦的蚕食鲸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10月16日，由中美两国联合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反腐败研讨会圆满落幕，来自亚太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约150名负责反腐败事务官员、专家与会。

会上包括美国政府道德署等国外反腐败机构介绍、交流了各自的反腐经验。这些“它山之石”也自然而然引发了国内的相关思考和议论:中国需要借鉴国外反腐经验吗？又能够借鉴多少？

诚如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所言，尽管腐败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难题，但各国的情况和特点差异很大。在许多发达国家，企业是腐败现象的主体，而政治家、官员的腐败，则更多集中在账目报销和捐款用途等方面，脉络比较清晰，追查起来也比较有头绪；不少国家具有完善、健全的财务审计机制，较高的行政透明度，密集的舆论监督，以及发达的金融资信监督体系，这些对于腐败案的发现和追查，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反观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官员成为腐败案的主体，其症结在于行政权力过大、过集中，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到位，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较低，审计制度漏洞较多，舆论监督有心无力，金融资信对权力“单向透明”。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腐败或长期“灯下黑”无法发现，或虽被举报、发现而长期得不到查处，或虽被查处，却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雪藏几年东山再起。如果说，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贪腐都是令人憎恶的蛀虫，那么在发达国家，人们更痛恨的是蛀虫对米粮财物的吞噬靡费，而在中国，人们更痛恨的，则是蛀虫对社会大厦的蚕食鲸吞。

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橘逾淮为枳”。腐败的症状不同，胡乱服用处方药，效果是显然会大打折扣的。那么，中国的反腐，究竟可以从国外先进经验中借鉴到什么？

我们看到，不论美国的政府道德署还是英国的独立审计制度，都是在长期反腐经验教训积累下逐步形成的，足以对腐败问题构成系统杀伤力，对贪腐者形成切实威慑力，令社会和民众产生信赖感。换言之，国外反腐经验中最宝贵、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不是这些机构、体制本身，而是其背后的精神——建立符合国情需要的、有效的反腐监督、预警和惩处机制。

尽管经过多年努力，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毋庸讳言，如今在中国，贪腐问题，尤其是权力寻租等权力贪腐、行政贪腐问题，仍然是社会的痼疾之一。这说明一套符合国情需要的、有效的反腐监督、预警和惩处机制尚未成形，贪腐者尚不知畏惧，社会和民众尚缺乏信心，当务之急，是量体裁衣、对症下药，建立起这样一套机制，树立起全社会对反腐的信心，构筑起反贪腐的防火墙、捕猎网，而不是照猫画虎、按图索骥地建立诸如“山寨版廉政公署”一类的舶来反腐机构，却听任其无法在中国体制内“联网”，甚至成为安置冗员、搪塞社会公议的“聋子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