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评估机构的报告称，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价为1000亿元。袁隆平6日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这位八旬老人坦承自己的财富观：“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10月7日《长江日报》）

曾经有一则袁隆平爱车的新闻，说他家里有座驾六七部之多。结果，新闻获得了公众的理解和赞同：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袁隆平理应在财富上得到回报，社会并不会因为他的合法劳动所得产生任何不满。沿着这个思路，如果袁隆平的身价真的是1000亿元，公众依然不会有过多敏感和不适，这种心态的变化其实是一种社会进步。虽然，平等是人们的理想，但如果平等被狭义地理解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则这种所谓的平等也是一种低质量的、均贫富式的平等。而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如果有人因其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而获得财富，这样的人值得尊重，这样的财富值得尊敬。所以，公众对于袁隆平的态度，显示了经过市场经济涤荡后的心态成熟，人们不再一味地排斥财富。

但是，这种成熟背后却也隐藏着另一种隐患，这种隐患比仇富更加隐蔽，影响的范围也更大。这种隐患就是，把财富当成了衡量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隐患是市场经济对人们的过度启蒙。本来，市场经济应该复苏人们内心的经济意识，但是，由于其间转化的过程太过迅捷，人们一时在市场经济的观念上走过了头。于是，人们不仅不排斥财富，能够理性看待别人的财富，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萌发了对财富的无限渴望，功利化的思维开始泛滥。

对财富的极端追求让人们丧失了很多东西。商家为谋取最大的利润，可以违背商业道德，向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把商品房盖得比道具还脆弱。还有一些本应成为社会良心的行业成为黑心的代表。只要有财富可以攫取，礼义廉耻早已被他们放进心灵之外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人们对于财富的正面评价看成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人们对于财富的疯狂就是这种进步层面上多迈出的一步。

财富是好东西，但为之疯狂的结果却可能是人也变得疯狂，变得失去原则。可以说，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迷茫和失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在面对财富的冲击时，缺少一种有力的信念进行自我调整和应对。此时，社会缺少的是袁隆平一样的心态：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任何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