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作家潘多拉继续在10月5日《珠江晚报》上为赦免贪官“原罪”做辩护。他坚持认为，赦免贪官“原罪”，以此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会让不少贪官选择“坦白从宽”，从而使得改革的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

　　我不得不说，这只是潘先生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赦免贪官“原罪”的前提是，官员得先“认罪”。没有“认罪”，何来“赦免”一说？我们当前的现状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官员们个个都是清正廉明的孔繁森；一朝东窗事发，个个都是贪得无厌的王宝森。两种形象巨大的差异，导致他们绝不会，也不可能轻易认罪——这意味着他们在仕途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贪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揽得巨额不义之财，会因为“坦白从宽”这一诱饵而主动奉公吗？也未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是我国司法领域里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些年来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可官员们该贪的还是一个子儿都不少。你要知道，吃进肚子的东西，再要吐出来，他难受啊。

　　更重要的是，赦免贪官“原罪”就必定会换来我们梦寐以求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吗？

　　我也承认，任何公平有效、符合大多数公众利益的法律条文、协议，都是彼此抗争、互相妥协的产物，例如，200多年前，美国宪法的艰难诞生，就是社会各阶层坐到一起来，打开天窗说亮话，经过数月的激烈争吵而达成。由公民做出妥协的姿势，赦免贪官“原罪”，以换取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这种思路有可取之处，但是很遗憾，它不但立不正，也行不通。

　　为什么立不正？

　　因为这种思路的前提条件是：是“贪官”们拥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否推行的权力——但事实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其次，也行不通。

　　重温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无非是“绝对的权力”这根大树结出的“恶之果”。在权力得不到有效遏制的环境里，我们就算赦免了贪官们的“原罪”，“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未必能够推行起来，或者，推行起来的是一个严重变形，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制度。这，恐怕也是潘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吧？

　　潘先生还以香港为例：1977年，香港宣布对当年10月1日前警察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从而换来了一个公正廉明的执政空间。这种例子很有诱惑力——要真是这样，咱老百姓也就咬咬牙，忍了——但是，制度上的差异，注定它不能在中国得到有效的复制。须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我们不能在权力制约机制上进行变革，赋予公民更多政治权利，拓宽公民参政议政空间，我相信不管多美味的“橘”，最后都只能变成干涩的“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