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债还钱虽然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到法庭上也是打民事官司，然而，一旦经过法院审判，并作出了生效的判决，对待判决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法律的态度。对于那些具备经济能力却以各种方式逃避责任的“老赖”，一旦掌握确凿的证据，司法部门有必要实施坚决的债务追偿行动，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井然运转及法律的尊严。深圳等地试行欠薪入罪的制度尝试，就可看做一例。

　　限制“老赖”高消费，从法理而言是顺理成章之事。香港艺人钟镇涛前几年宣告个人破产后，从原居住豪华别墅搬入普通公寓楼，并就此与许多高消费场所绝缘。这就在于个人宣告破产后，限制其高消费行为，如禁止进入高档宾馆，使用高档轿车和入住豪华住宅等。与处于丧失偿付能力的个人破产相比，对于恶意拖欠债务等行为人，司法部门更有必要实施坚决的惩戒，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运转及法律的尊严。

　　但民众对限制“老赖”高消费的担忧，更在于确立标准后如何具体落实。这就要求强化社会监督，其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和群众都有权监督其相关行为。与此同时，对个人信用系统应进一步完善，包括其收入来源、账户明晰等，为司法部门查询提供方便，这就需要司法机构与金融、工商等机构形成协调联动，资源共享。与此同时，对于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来说，破产后应该取消其一定时期的从业资格，比如某些无良企业主，可限制其经商资格准入，并规定其权利恢复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必须在完全或逐步偿还债务的基础上才可继续经商从业。

　　笔者认为，限制“老赖”高消费可借鉴个人破产制度。世界各国立法规定的破产人任职资格权利剥夺并不完全一致。通常，破产人在公法上丧失担任公职人员的资格，丧失担任律师、公证人、仲裁员、陪审员、注册会计师等的资格，在私法上则丧失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职务的资格。由此看来，对于那些破产或者总以无钱归还为借口的“老赖”来说，他们实质上属于“准破产”状态，其社会信用及道德风险都存在严重问题，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剥夺其从业资格(其实就是权利享有)，恰恰体现了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毕竟，与失去职业或经营来说，偿还债务的“所失”相比就小多了。

　　对“老赖”现象，必须让其有牵扰难去的“后顾之忧”，让其感受欠债不还的高额成本，从对“老赖”的行政处分、限制出国到欠薪入罪，以及高消费限制，再延伸至行业或职业资格权利剥夺，形成全面的制裁之网。如此一来，“老赖”们才会既受社会道德谴责，又难逃法律制裁。 （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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