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大型文化纪事片《百花》，对新中国60年文艺发展史的主动梳理和深度对话，不免引起我的思考。

　　其一，“以史为鉴”应注重从我国文艺发展所经历曲折和不懈探索中，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其实，建国初期蓬勃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领域焕发极大的创造力，并不是偶然。历史的魅力在于鉴往知来，民族的伟大在于善于思考和把握这些规律。走过60年，我们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走过60年，我们更加明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八字方针分量之重。走过60年，我们应该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创新、发展、繁荣的文化环境。

　　其二，当代文艺领域亟需强化“修史”意识。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代文艺史正陷入类似的尴尬。之所以陷入尴尬，固然与“文革”十年的刻意破坏相关，“史的意识”淡薄之民族性格也难辞其咎。新中国成立60年，文艺发展波澜壮阔，许多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幸集纳成档，但是更多的历史原貌和细节却随着人与事的消亡而消失，考证难度的增加，以致长期以来文艺界难以推出一本公认的当代史文本。《百花》主创辗转新中国60年来文化发展重镇，对近300名老中青三代文艺家的现状、记忆和思考进行记录，留存下一批丰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应该给文艺界以触动和启发：历史在当下，也在手边，只要我们勤快一点点，模糊的记忆就是镌刻的事实，历史就会清晰起来。

　　其三，“非遗”保护要化“意识”为“作为”。“非遗”保护要从身边做起，而不仅仅把眼光盯在保护“名录”上。这些年，诸如“京剧音配像工程”这样专题性艺术抢救工程成效明显，但是关于当代文艺史料的整体性抢救和保护并未提到自觉层面。《百花》采访的一些艺术家，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活跃在中国文艺舞台上，见证了共和国的历史，他们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遗产亟需记录、整理和传承，他们已垂垂暮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我们的“非遗”保护深及乡土中国，但近在咫尺的文化老人更不应该视而不见。

　　一个民族的文艺史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如果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精神历史无动于衷，那么这个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修护历史，莫让历史在我们的手里模糊和淡忘。（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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