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越秀区珠光路，因为前开发商无力开发导致一块6000余平方米的地烂尾，700多名街坊从此过上漂泊生活，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又有开发商接手，却因一个廖姓住户对690万元的补偿费仍不满意而不愿搬迁，致使169户人家无法回迁。据9月3日《广州日报》报道，该住户认为赔偿金应按广州北京路的商铺价格，每平方米十几万元。而去年有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显示廖先生的房子价值是430余万元(折合16086元/平方米)，而廖先生认为每平方米应补偿他十几万元。

6000余平方米的烂尾地、一个钉子户——已是一个鲜明的时代现场。但是这场持续了13年的对峙，早已不仅仅是开发商与钉子户、挖掘机与公民物权之间的较量，它伤及到了太多无辜，搭进去太多社会成本。那700多名街坊回迁梦碎，不得不十数年都市漂泊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十余街坊至死都未等到回迁的情感伤害，另外由于这些居民的户口仍在珠光路，他们孩子读书的问题也成为一大难题。于是，一些本是邻居的人，现在纷纷站在了拒不拆迁的廖先生的对立面，“他不搬，我们约700街坊都不能回迁。”长时间来，众多街坊没少去跟他去磨嘴皮。街坊们甚至走遍了所有有关部门，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问题。

当更多的拆迁户开始自发代行开发商之事，上门动员“钉子户”搬迁时，这算不算是这个时代现场中最为吊诡的一幕？而那位被称为“钉子户”的廖先生所面对的，已不光是开发商的挖掘机，不光是环境的一片狼藉及经年累月的孤寂，更要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街坊邻居的怒目相向，这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固然，那700多名街坊有家难回、十数年时间都市漂泊的滋味，不好受，原也不必受。但是，是“钉子户”导致了这一切后果，所有的责任也必须要向“钉子户”索要吗？

“钉子户”不是令街坊们回迁梦碎的罪魁祸首，一种不负责任的拆迁及开发模式才是。我虽然不太清楚，在700多名街坊开始迁出珠光路的1996 年，亦即在《物权法》尚未出台而暴力拆迁在各地纷纷出现的年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钉子户”得以保全至今。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从1996年到2007 年十多年间，因为前开发商无力开发导致该块土地烂尾。“无力开发”却又早早进行拆迁，且事后不仅开发商不管不顾，相关部门也未给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居民的十年漂泊。试想一下，如果长春市的“先回迁，后拆迁”模式同样在广州市得以应用，必然不会出现珠光路居民这种尴尬。这也意味着，没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算到“钉子户”的头上。

然而我们又能将2007年之后的责任归于“钉子户”吗？众所周知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物权法》正式施行。这样的一部经济宪法，不仅对公民合法财产权做出了规定，也赋予了公民在法律边界之内做一个“刁民”的权利。在这里，街坊所说“差不多700万元都不够？我们心理还不平衡呢！”是没有道理的。既然“钉子户”坚持他认为应当获得的补偿金，是他应有之权利，则任何人都无法指责他。即使开发商认为他的要求有过分之处，同样不乏司法解决之道，那么开发商为何舍弃这一渠道，而政府部门为何也任由此事发展，以致昔日街坊邻居反目成仇？

一个合法伸张个人应有权利的人，是没有必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得失的。因为其他人的利益得失，譬如700多名居民四处漂泊的情状，他既承担不起，也不应是由他来承担。能够承担这一切，并且必须承担这一切的，不仅是前后两个开发商，还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因为开发商获得的拆迁及开发资格，都意味着背后有政府“具保”。所以不管历史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复杂，不使居民因拆迁流离失所、漂泊无定，都是政府应尽之职责。由此而言，珠光路街坊将原本应当加在开发商身上的怒声，转向“钉子户”，是对钉子户的不公平，当然亦是一种不理智。

在街坊的声讨之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钉子户”廖先生的处境，更加关注权利的处境。必须弄明白的是，“钉子户”不是珠光路街坊们的敌人。当然我说的是，每个人对于权利的伸张，都不该被任何人视为麻烦。而政府部门更周到细致的工作，应当完全能够避免使公民之间因公利与私利而怒目相向。(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