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了《中国城市教育竞争力比较》，在其中的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竞争力的排名中，居首的是深圳，而武汉则位列倒数第4。此事引起的争议很大，甚至有学者公开对这个排名提出了质疑，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华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教授，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陈闻晋副教授。

武汉排名倒数第4，的确让人惊异。但这个排名既然能够出来，说明总有它的指标体系。这毕竟是一项科研成果，总不会是靠经验给判断出来的。那么，这个指标体系是什么呢？在这个排名中，一级指标是硬件投入、软件投入、功能性产出、本体性产出，这一级指标可算框架性的。一级之下，还有三个层级的指标，逐层从属，可算子项指标。

从决定意义的一级指标可以看出来，所谓“教育竞争力”，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太合适，不如称之为“教育产业竞争力”。从教育投入，到功能性产出和本体性产出，经济意义尤为凸显。纯教育的价值被压低，教育的产业要素被放大，而整个排名的价值导向则是经济发展，并不是教育本身的发展。

一个城市当然需要尽快将教育成果予以转化，同各行各业对接，最大程度实现教育的价值。但是，这种转化似乎难以指标化衡量，尤其是以一个城市为单位进行指标化衡量。如果从经济的意义着眼，从转化成果的角度进行指标化衡量，其结果仅仅是突出了教育的产业要素，突出了其经济功能——这不过是将教育当成一个产业来观察和评价，而且是将城市视为一个单独的教育产业主体进行观察和评价。

即便是将教育视为一项产业，那么投入和产出也难以局限于一城一地。教育作为产业的回报，不可能只从一个城市中实现。诚如陈闻晋副教授所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反而往往是依靠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其实，这里还存在一个城市的功能分工问题，即教育重镇，未必是经济重镇。如果一个城市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成果转化还要自行完成，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会是很可怕的。

从本地感情来说，我们自然不希望看到武汉排名靠后；从日常经验和常规认识来说，我们也惊异于武汉排名如此靠后。但是，这种“希望”与“惊异”，意义并不大。甚至，看重如此排名根本就没有意义。问题只在于，以中国社科院的学术级别，其科研成果对于国家、地方决策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意义。而这种导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是需要公众舆论审慎推敲的。教育的发展，对于民间来说有多元化的目标，而对于政府来说，其目标是明确的。一个地方政府，是看重教育的产业价值，还是教育事业本身，这关乎到每一个市民的利益。

最近中国社科院推出了不少排名，但经济意义总是掺杂其中，譬如《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为城市做的“生态文明”的排名，仍然将生态当作一种经济要素，仍然看重的是绿色生态对GDP的贡献，价值与工具、目标与手段似乎已经倒置了。这种倒置，多少可见发展的概念尚未真正转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