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亲属，难免给人“继承”之感。8月29日《新京报》报道说选配被指在资格条件上为衙内们“量身定做”。

当然，权力世袭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越到基层社会，深厚的家庭与关系背景往往比知识和学历越能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年)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一些在实权部门担任要职的，一般将子女安排在其权力所管辖的系统内。也有一些城府深的人怕留下把柄，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将子女直接安排在本系统内，而是与在其他权力部门任职的人进行交易，将他人子女安排在本系统内，从而得以将自己的子女插在其他权力系统内。总之，当权者的子女拥有什么学历和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了你机会你就能干，尤其是在这个仍然由权力而非市场主导资源分配的社会构架下。在权力世袭之下，权贵子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临时工进去，研究生出来”，这些人进了机关后再读在职学位就行了，而平民子弟即使正正规规读完全日制本科硕士博士，恐怕也没用。

权力世袭发展到今天，还有了深刻的权力商品化烙印。本次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拔的乡镇长干部中，“全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官商如此高度的结合，可想而知权力将会异化到何等程度。看来，在现有的权力格局之下，不管是组织任命，还是公推公选，都阻止不了权力的大门只对权贵子弟开放这一态势。

由此看，组织任命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自上而下由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主导的公推公选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几千年的流官制度也克服不了权力世袭问题。要解决权力世袭和商品化问题，惟有从“权力从哪里来”的根子上去找答案。只有彻底解决基层权力既不受上级权力监督，又不受当地和外地媒体监督(当地媒体不敢、不能监督，外地媒体只当耳边风)，且不受当地百姓制约和监督，从而呈现全面失控的状态，权力的正当性问题和权力世袭问题才能得到较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