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在媒体上争论不休，一件是旧事新提，即人教版新版高中语文教材删减入选的鲁迅作品，一件是即将上映的电影《建国大业》有一批改换了国籍的明星参演。这两件事似乎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却有内在的联系。

就第一件事来说，大家争论的话题集中在：鲁迅的作品是否适合当今时代，鲁迅的作品是否适合孩子学习阅读，鲁迅的作品是否合乎现代语文规范？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的人，自然支持这种删减。据说删减鲁迅作品的一个理由是，当今中学校园里普遍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也就是说现在中学生普遍不喜欢鲁迅。如果说这个顺口溜传达出当今中学生的好恶和心声，这次改革是顺应迎合学生们的心愿，那么为什么前两方面的学习内容并不见删减，而单拿鲁迅的作品开刀呢？可见，这个顺口溜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它既不能说明教材改革的真正原因，也不能说明学生对鲁迅的真实态度(学生所谓的“怕”有着太多涵义和原因)。实际上，是当今流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促成了这次教材的改革，前面提及的三个问题都与此紧密相关。

当今流行的世界观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用去政治的、非历史的眼光看世界，将一时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永恒化，将西方的优势地位本质化，并进而衍生出一种世俗、功利、犬儒的人生态度。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之下，一种只讲抽象、犬儒的“文学性”而剔除社会历史视野和现实关怀的文学观建立起来。鲁迅“已经过时”的论调正是这种世界观和文学观的体现。

持这种论调的人不懂得，如今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包含着过去，并向未来敞开，只有深刻地揭示“过去”如何参与、建构和制约着“现在”，进而发掘现在的问题和危机，才能获得创造未来的历史依据和精神能量。而鲁迅的作品恰恰是提供了拷问过去、探究现在、创造未来的思想方法和视野眼光。在面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秩序，面对西方的优势地位的时候，鲁迅并没有像现在的高明之士那样向西方权威顶礼膜拜，他用其博大精深的文学揭示出，迷信西方的权威，不过是由吃人礼教的奴隶变为现代西方的奴隶，是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还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只有在对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抵抗、搏斗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中国的主体性，才能打破封建统治和殖民统治，打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奴隶制度。鲁迅的这种对待传统和西方的态度，这种将现实不断历史化和政治化的思想方法，这种反抗者的文学，是与当前犬儒式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大相径庭的。如此说来，教材里鲁迅的作品遭到删减是不足为奇的。

至于第二件事，中国明星加入其他国籍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因为他们参演《建国大业》这部纪念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大片而触动了人们的神经，8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这个事件涉及“国家意识、民族观念、身份认同”等问题，实际上当今这些问题都受到上述流行世界观的支配。明星们既然臣服在当今的世界秩序和西方权威的脚下，而改换国籍又可以更多地捞取个人好处且更好地保有这些好处，那干吗不改呢？至于改了国籍仍会尽忠于祖国云云，不过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他们的演出市场的障眼法而已。鲁迅曾说中国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这一次不幸又被他言中了。鲁迅的确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他说只有自己的作品不再具有价值，才真正证明了“时代的前行”，但可悲的是鲁迅所揭露的种种弊病并没有真正消失。(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