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长期(多年)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剧烈流动

　　我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虽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由于暂住证制度的实行和有身份证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就业，因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移居城镇的约束并不是绝对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不能从农村向城镇永久性转移的最大制约来自四个方面：

　　从居住的正规渠道看，城镇的房价过高，农民工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购买住房而实现永久迁移；从农民家庭迁移的非正规居住渠道看，不允许农民在城镇周围建房，这就堵住了通过低居住成本迁移城镇的农民；由于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变现，使农村的土地和宅院资产置换城镇住房的渠道也被堵住；由于城镇中小企业少，对非正规就业和创业有诸多的限制，农民工在城镇能获得的收入水平要远低于城镇职工，大产权房的价格昂贵，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太高，购买住房而迁移城镇的可能性极小。

　　在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化“景观”与东亚、拉美和印度将截然不同：从年度看，人口在城乡间因节假日探亲团聚而剧烈、频繁地流动；从区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从城市化水平低、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省向城市化水平高、出口加工外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从代际看，农民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城市和城镇以及到东部沿海地区，中老年时，再回农村，形成代际轮回。

　　一个社会，大部分人口如果不是由于休闲、旅游和商务而流动，而是因住宅与工作地分离、夫妻分离、代际分离、频繁寻找工作等原因剧烈并大规模流动，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不均，那这个社会发生动荡危险的可能性极大。现实证明，许多动荡发生于人口的这种非和谐和大规模的流动之中。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农民工“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那么，未来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并且将越来越剧烈，这种钟摆式的流动，导致动荡的概率升高，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如果一个国家的相当大规模人口在经常性地流动，并且在时间上是集中的，而社会贫富差距又很显明，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此，人民安居则社会稳定，让大部分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较为长久地居住下来，必须成为我们考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三、将形成大规模的城乡无房流浪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国家投入大量的财政支持，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土地如果不集中、不规模经营，大量的家庭小农经济因分摊成本越来越高，迟早要大规模和持续地破产。其挤出的人口和劳动力，实际上就是表现为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和向城市转移的人口。

　　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留有土地和住宅，农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家安生。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传统农业时代的幻想。一是农业的增加值总体上是下降的，农业挤出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在这样一个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可能再回农村。二是“80后”、“90后”甚至未来的“21世纪后”等农民人口进城后，即使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也很难让他们回农村重新种地。三是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小而且收益差，与非农业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相对于农业产品却越来越昂贵，大部分农民即使回农村，也将难以生存。四是到2040年，城镇、城市以及交通、水利等建设，还需要占用耕地1亿多亩，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出现相当多的无地和少地农民，并被迫向城市转移。因此，想让农民回农村去的想法，是违反城市和工业化趋势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