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南五环出现大量以“公司宿舍”名义建筑的居民楼，使用面积20平米～30平米，每平米2500元，相当于每月租金200元的20年长租房。显然，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因为建筑在工业用地上，几乎没有土地成本的缘故。不过，这一消息还是让人看到，为流动工人家庭建造廉租房完全可能。因为工业区大多远离城市，土地价格相当低廉，建造流动农民工承担得起的廉租房并不费难，开发商也未必无利可图。由于厂区远离市区，也未必会冲击到城市房价。事实上，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已经有多个专供农民工的“邻里社区”，虽然下沙模式目前是政府运作，但是，适当提高廉租房的租金，市场化运作也应有空间。

　　暂时不谈人道主义、居住权利等话题，即使以经济理性而言，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也是有利的。在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尤为重要。如果多数劳动者仅仅把当前工作看成是短期的行为，从而忽视自身技能的培养，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谈起。从下一代的成长看，由于身处打工地，他们可以获得比在农村多得多的现代化知识和信息，从而可以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创造价值。近20年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相当多的民工在务工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乡，以及相当多的孩子被迫在家乡独自成长，其实都是我们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巨大损失。

　　近年来，内需问题一再被提出来，其实，如果能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必然带动他们对家具、家电和诸多日用品的消费，对刺激内需大有好处。只能是安居乐业而不可能是分居的家庭，团聚的家庭还将带来相当多的服务业需求，这也是对内需的巨大贡献。

　　曾经有学者指出,同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前者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正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为广大工人提供了廉价的租屋,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留住了制造业；反之,当年的港英当局控制土地供应以抬高地价,固然为其获得了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但这样一来也就让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不可能在香港生存,只好远走他方。虽然香港背靠大陆的高速发展，通过贸易、金融等服务业而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失去制造业仍不可避免给香港带来了高失业率。

　　众所周知，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的就是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随着土地价格的攀升，一些企业已经不得不迁移，如富士康远走武汉。可是，无国界的资本可以远走武汉，也就可以远走印度，在这个意义上，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其实也就是增加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下，除了少数例外，目前的廉租房基本上只针对户籍居民，被看作是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政策，而针对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体现，让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者家庭失散的发展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健康的。(新京报 莫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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