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一个杀人犯为“弱者”，也许是犯忌的。那么，把弱者的称呼限定在方勇2006年7月出狱以后，到2009年7月9日行凶之前。

方勇曾是湖北房县沙河乡财政所工作人员，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2006年7月出狱后靠低保和卖菜为生，除了卖菜，他的精力都用来上访，要求恢复公职。三年上访无望后，他杀害了房县信访局局长吕世品的女儿吕纳，他自己自杀于凤凰山上。方勇的报复，把一个群体的生存现状推到我们面前。

在以往很多关于上访事件的新闻中，信访干部总是扮演压制上访的角色，社会观感常常是负面的。信访局局长女儿的遇害，让我们多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

按规定方勇是不能恢复公职的，这不能怪谁。但是，不等于方勇不需要别的援助。

报道这样写——他没有父母、妻儿，和哥嫂生活在一起。他很少和外人打交道。方勇最大的担心是生活。他每月有150元的低保。平时帮哥哥卖点菜，每天能赚10块钱就算不错。他怕跟着哥嫂不能长久，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咋过呀”——从中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求恢复公职。

三年上访，三年与信访干部打交道，三年被拒绝，很自然地，他把怨气、仇恨全部集中在了信访工作者身上。如果有其他部门关心他一下，帮他找点事做，时不时有挣钱的机会，也许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也许他就不那么独独执着于恢复公职这一件事？也许他对信访干部的仇视心理就不会持续地积累？

在现行体制下，信访部门有没有援助、帮助上访者的职责和权限？如果他们为此而求助于其他部门，能否获得配合与支持呢？突然想起“制度创新”这个词来——现在才切实感到，“制度创新”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救命！

报道说，信访局在当地被称为“踮着脚走路的部门”；在吕世品看来，信访局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部门。对上来说，是组织和县政府的把关员；对下来说，面对的是弱势群众，一句话不能说错，“现在人民的诉求越来越复杂化”。吕世品说，信访只能是协调和交办的职能，“没有权力去解决”。

信访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接待”，何为接待？就是听和说，听对方诉苦，然后劝说对方——手段如此单一，解决问题，甚至缓解问题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现在，我们终于懂得，吕世品为什么会说：“我早就知道，血案迟早会发生，只是谁第一个发生的问题”。

切切实实地想点办法，为信访干部解困——也是为社会解困，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