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还是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

　　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

　　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

　　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

　　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

　　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韩浩月）

（责编：刘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