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7月1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坐在我旁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信息。看后不禁一阵惊惋，良久闭目无语。我知道是真的，可还是感到突然而震撼。不可思议的是，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任先生离去的时间在早上4时30分，季先生离去的时间是上午9时。任比季先走了四个小时又三十分钟。是上苍设谜，还是造化弄玄？在这燠热的七月，当此大师稀有的时代，两位名副其实的人文学领域的宿学大师，竟不期而然地同年同月同日而逝。

两位先生我都熟识，但平时请益多、对我为学做人有重要影响的应属季先生。2000年8月，当季先生华诞之际，我曾写过一篇《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试图从晚清以来我国学术思想流变的角度，探寻临清之学的范围和贡献。近来人们颇有些谈“大师”而色变了。其实大师当然是有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任、季两先生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大师而当之无愧。季先生所专精的学问域区，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印度学和中亚古文字学，以所撰写的《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研究》为代表；二是梵典翻译之学，以其所译述之《罗摩衍那》、《五卷书》等梵文经典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代表；三是佛学，以两论《浮屠与佛》、三释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为代表；四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晚年成书的《糖史》为代表。季先生在这四个对一般学人而言显然是相对生僻的领域，均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这些领域属于东方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称季先生为20世纪世界东方学的重镇、印度古学研究的巨擘、梵文翻译的大师、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不大会有人找出反对的理由。

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贡献，是季先生最后二十年最为关心的问题。他写了大量文章，从史实和学理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仔细研读汤因比和李约瑟的著作，甚至不经意地作了一次预言家。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个世纪头十年还没有走完，季老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情可悯，其意可嘉，其心至善。对此我在《九十寿序》中写道：“然先生并不以钩索沉隐于绝学之域自划，犹沛沛然尽有不能放释之入世情怀。故心系家国，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常鸣旁通之秘响。睹西方势强、国性不立，反对文化霸权，遂倡河西河东之说；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记。”但我们不要忘记，伴随学术研究而持续一生的散文写作，同样是季先生学问的一部分。散文之于先生，是学的别体，而不是学之余事。

自从季先生从北大朗润园自宅移住301医院之后，每年我都会前去探望。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3月16日，我带去了比利时的巧克力和德国的奶酪。因为蔡德贵先生说，近来先生喜欢吃这些食物。除了视力不济，一切都是好的。面色红润，语言清晰。他谈到了生死问题，谈了东西方对长寿的不同态度。他说西方人对长生不老没有感觉，“寿”这个字外文几乎表示不出来。东方，特别是中国，却相信“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口吟诵古诗，一句不漏，一字不错。有时还夹杂着英文和梵文。范曾教授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时，季先生写来的贺语，是“善来”两个字，旁边就注有梵文。他还谈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和“侠”的问题。

他说“士”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士”，不仅讲学问，而且讲骨气。中国古代有文士和武士，武士需要有“侠“的精神。他感叹现代的“士”和“侠”不容易看到了。但他说，他最欣赏的一个现代的有“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过架的彭德怀。他还要往下论述，护理人员不同意了。我立即告辞，先生似兴有未尽。

不料这竟是我和可亲可爱的季先生的最后一面。

季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比巨大的。留下的空缺同样无比巨大。看不出有谁能补充他的位置。季先生多次跟我说，在生死这个问题上，他想的很开，但也绝不愿和他的那些老友比赛。这不，季先生走了，任先生也走了。但任先生走在了季先生的前面。

今天下午长沙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口述了一副挽联，是：“大哉上庠贤夫子，岂云已经西去；俨然田舍一老翁，可谓原本善来。”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