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62岁的张云良“长期不务正业”，三年前到了成都，也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靠女儿资助。因其嗜赌惯嫖，女儿逐渐减少了其生活费，于是张多次以自杀相威胁。6月4日，他与女儿通话时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6月9日，家人收到了张案发前寄出的遗书。

　　6月5日，厌世的张云良拎着汽油挤上9路公交车，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连他在内的27条生命。此前人们不愿相信火灾起于人为纵火，直到“自杀式袭击”的结果无情地摆在面前！火光映照下的社会心理危机，烈焰舔舐着的“个人精神矿难”，公共舆论指出的底层情感断裂，近来已被人们广泛讨论。大家都想找出这个绝望的老头，为何在人生最后时刻，还能迸发如此强烈的恨意，何以要丧心病狂地打算拉一车人“殉葬”？这漫无目的的仇恨，从何而来？

　　魔鬼潜藏于细节中。那句“明天我就没有了”像是作案前发出的最后讯号，可惜却被当成了“勒索”的套话而未引起起码的警觉。引火焚车的死法，让人不寒而栗。如此罪恶滔天的极端方式，竟只是为了与别人“不一样”。这里除了需要诅咒的罪恶，也含有了一丝辛酸———张云良或许觉得自己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于是才有疯狂之举。这应算是心理病态的一种表现，但可怕的是，灾难降临前却并没被人发觉更未得到救治。如若生前就能得到关注和救助，后果也许不会这么惨烈。但连其死亡警告，甚至都未能引起女儿的一点注意，又遑论其他了。

　　世间没有无端之恶。人性的灾难可能就肇始于，那些投射于社会神经末梢的一个厌恶的眼神或一声不屑的讥诮。马加爵、邱兴华、熊振林、张云良……此类悲剧名字可列出长长一串。几年前引爆舆论的“少年阿星杀人事件”的主角阿星曾说：“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关于阿星的报道中有些细节震撼人心，比如道德的沦丧、人际的冷漠，就连“砍手党”的亲人都是如此：“被枪毙了的，只要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十万、二十万，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这个“不会难过很久”，投映于张家亲人身上，就是将其“自杀宣言”当成“勒索借口”而毫不介怀。难道面对亲人所谓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死法”的“威胁”，我们真的可以毫不在意吗？

　　郎咸平在描述金融危机时说，“工商链条”时代，当一个部门产生危机之后，如不救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并冲击其他部门，形成整个经济的崩溃。同理，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当然，在此不是苛求某个个体对一起公共安全事件负多少责任，而是说每个社会成员应力所能及地去关心身边“潜在的绝望者”。而在他们绝望之前给其足够的希望，政府部门显然才是真正责无旁贷的。（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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