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先生，年龄、出身和论文遭到前所未有的网络监督。在我看来，年龄和出身不是根本问题。暂且不说湖北宜城市仅是县级市，即使是地级市，29岁也不算低龄，一边批评“论资排辈”，一边又认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等于是把行政能力和与之无关的年龄捆绑在一起。出身论更是值得反思，对“龙生龙，凤生凤”抱有负面印象，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又成了另一种“出身论”。不过，我又非常理解对年轻市长的年龄和出身的质疑，“全票当选”不能说明周森锋此前的行政能力有多么突出，只能说明这是任命先于选举的结果。

目前，最让年轻市长头痛的不是年龄和出身问题，而是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他在就读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与另外一位作者谢岳来合写的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涉嫌抄袭发表于《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5期的《论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事已经引起清华大学校方的关注。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幸灾乐祸。如今，很多高校教师对于学生论文已经不再用水平高低来评价，而着眼于是否抄袭。有的甚至为了鼓励学生原创，出台鼓励性措施，只要学生没有抄袭，论文就可以通过。还有的认为抄袭如同腐败，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所以睁只眼、闭只眼。周森锋的遭遇，提醒现在的学生，即使没有学术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也不能在论文写作中留下“抄袭污点”。

抄袭是体制性问题。本科生和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之后，本科生毕业论文制度和研究生发表论文制度成为两座大山。撰写论文需要专业训练，很多本科生却以“临阵上网”的方式撰写论文，这非但不能培养他们的专业能力，反而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尤其是在抄袭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他们甚至认为抄袭就是引用、引用就是抄袭，学术就是这样拼贴而成的。从目前的教学水平来看，除了入选“985”或者“211”工程的高校，其他高校完全可以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制度，或者将撰写毕业论文的范围限定为直升研究生的毕业生。研究生必须公开发表论文，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曾经有学者进行计算，把全国所有学术杂志都贡留给在读研究生，版面依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杂志不断加厚，出版增刊，文章不断缩水，版面费不断上涨，已经从三五百元上涨到千元上下。如果一本杂志每期刊登60篇文章，每年出版24期，那么每年版面费就有140万元左右，扣除印刷费，收入非常可观。如果编辑具有“远见”，再从中拿出一些公关费，让自己进入“权威期刊”的行列，版面费又可以上调，公关费将获得成倍回报。

刊登周森锋涉嫌抄袭文章的《商业研究》杂志，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8至2009年CSSCI来源期刊，这意味着刊登在上面的文章不仅可以供研究生申请学位，还可以供高校教师申报职称。但是，这本通过新闻出版署期刊出版规范检查的学术杂志，把周森锋论文英语部分的“北京”拼写成了“Beijiang”。尽管抄袭是体制性问题，我依然不赞同周森锋抄袭无足轻重或者情有可原的说法。如果我们以抄袭是体制性问题为由容忍了周森锋的抄袭，是否也要做好准备，以腐败是体制性问题为由允许他腐败呢？清华大学和湖北宜城市都不会乐意看到这种景象。我同样对周森锋充满同情，涉嫌抄袭的学者和官员不是少数。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和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伦发表在权威学术杂志《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被认定抄袭之后，虽然陆杰荣是第一作者，杨伦却积极主动地承担所有责任。周森锋可以获得同情，不等于他应该免责。如果他的论文经学术机构确认为抄袭，那么清华大学应该取消他的学位，而湖北宜城市也需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改进体制性问题，有时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更应该从个案着手。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