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古称谒、名刺、名帖、手本等，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在唐以前就很流行。如果细细区分，早期的名刺、名帖等，有一些的内容更像今天人们所用的“柬”，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清人说，像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在此之前，古人的片子，都是亲笔书写的，明清以后才开始“刻木印之耳”。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因为官方对于互相“请托”、走门子、找关系进行控制，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投送起来比较方便。

　　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明代名片已经风行，也讲究等级，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同治丁卯年（1867年）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因旅途匆忙，未带名片，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就是进不了门，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

　　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朱克敬《暝庵二识》中提到：新点翰林就职后，叫人拿着名片遍投于诸前辈，称之为“大拜”。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到前辈府上投递，叫做“求面”。投刺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份，登堂拜见，执礼惟谨”。

　　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亦多用名片，此风起源于宋，但以清代为盛：按照惯例，初一这天，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京中士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裁成二三寸的小片，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的情形。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节令时空车往返，片子满天飞的情况，实际上多是指泛泛之交，成为一种虚礼。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刺，名曰飞片”。而至亲好友，往往用大红名片，对于亲尊长辈，还是登门亲自拜贺。而且，也不限于北京，“大抵南方各省皆然”。

　　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到会者使用名片，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不过丧事时使用的名片，往往加以黑框，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可见，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如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均有使用。

　　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明代亲王的名片，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但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也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别的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名气太大了，写什么都显得多余。清代名片对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如学生拜见业师、下级拜见上级，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有个故事说某武将不识上官，就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

　　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清人翟《通俗编》说，当时有的人访友“偶无名帖及纸笔”，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十分好笑。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以至于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多的妓女也常常使用名片，如扬州的妓女，逢有招请，也会送来大名帖一张。

　　下层社会贩夫走卒，于婚嫁时也使用名帖。《清稗类钞》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在总督府负责扫地的人与别人结亲，下定时发的名片上大书：“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某地方、节制军门提督军门门下扫地夫愚弟某顿首拜。”亲家看到这名片，张皇失措，拿去与当地士绅商量，士绅想了想说，你家住在关帝庙旁，我自有办法。于是回帖上书“敕封关圣帝君、汉寿亭侯隔壁愚弟某顿首拜”。虽然是下层民间幽默故事，却也反映出名片的使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潘洪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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