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保护被隔离者的权利，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安全，需要从医疗上、心理上进行及时的跟进和疏导；二是保护他们的隐私，不能披露与疫情传播无关的私人情况；三是平等而不是歧视，他们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各种工作待遇和劳动保障理应受到平等保障。

　　济南确诊中国内地第二例甲型H1N1病例。与成都病例不一样，济南病例有更多的“未明接触”。昨日，卫生部有关人士向记者解释，因为患者在航班上并未发病，所以将密切接触者锁定在了患者前三排与后三排乘客上；而患者在火车上已经发热，所以要搜寻整个车厢的乘客。

　　“密切接触者”范围的区别对待，说明疫情防控部门依据不同情况，在寻找和实行不同的隔离措施。在民众权利与疫病控制之间，如何寻找一个相对清晰的界限达至一种基本平衡，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

　　疫病是典型的全球问题。全球化时代，国门成为疫病的“防火墙”已越来越不易。现在，中国的两个输入型病例虽尚未引发流行趋势，但人们安全感的变化不可避免，相关防疫措施的再度加强也势所必至，公共场所视疫情变化而定，与染疫者接触过的人被隔离观察则是基本措施。

　　疫病也可能冲击许多观念，例如它可能形成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了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观念，每个人都拥有独立而且全面的权利，许多权利被视为天赋而不可剥夺。而疫病的严重性，可能需要个人权利的暂时让渡，例如隔离观察，这是一种控制疫情的基本措施，意在消除疫情蔓延的危险。

　　疫病隔离既是一种医学措施，也是一种社会措施、法律措施。从医学上讲，对一种危险的疫情，隔离是控制疫情的当然之选。从社会角度看，隔离是基于社会和多数人的权利。从疫病隔离的强制性来说，被隔离者处于服从状态，自由行动暂时地受到一定限制。

　　作为医学措施的隔离与作为社会措施的隔离并不一样，例如，作为医学措施，隔离是无条件的，但作为社会措施，隔离的形成依赖于被隔离者处于少数，如果多数人染疫，那么隔离无法实现，未染疫者只能自我远避，所以隔离可以说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所采取的一种社会措施。在法律上更是这样，隔离无法在一个多数人染疫的状态下执行。但是，多数人染疫，社会后果简直不可想象，人类理性不允许坐视这种局面出现。

　　疫情的出现，必然使社会产生严格并且坚决执行隔离措施的愿望。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被隔离者的权利是可以忽视的。隔离针对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损害，而是损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被隔离者可能带有病毒。社会因为技术上的欠缺，没有能力为某人立即验明染疫状态，隔离施于被隔离者，本质上是少数人为多数人的安全付出的代价。

　　尽力保护被隔离者的权利，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安全，无论是集中隔离，还是单独隔离，都会带来被隔离者心理上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其原来社会环境的失去，进而他们担心会不会染疫，这需要从医疗上、心理上进行及时的跟进和疏导；二是民众和媒体还要注意保护他们的隐私，不能披露与疫情传播无关的私人情况；三是平等而不是歧视，为了公共利益，被隔离者不得不忍受隔离的孤独痛苦，他们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他们的各种工作待遇和劳动保障理所当然应受到平等保障。

　　思考疫病控制与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的冲突，使人感到疫病话题的沉重。疫病威胁人类，不只是生命和健康，还有人类关于世界、秩序、个人、社会、价值等问题的答案。控制疫病的措施，需要在进退尺度上、行动力度上注意分寸。 （新京报 刘洪波）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