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堪比许霆案的经典案例：月收入仅千元的机场清洁工，竟然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价值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黄金首饰！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当头红运”对这个“幸运儿”来说，却竟然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因为这笔横财的主角，40岁的清洁工梁丽，有可能要被司法机关以盗窃罪进行起诉，一旦定罪，因为数额巨大，梁丽要面临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5月11日《广州日报》）

　　此案一出，便引发了多方争议，且其争议之大比许霆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人士、教育专家、普通公众纷纷建言献策，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上，有的说应该适用“盗窃罪”，有的说应适用“非法侵占罪”，还有的说最多适用“不当得利”，更有甚者说“无罪，且失主应对之表示感谢”。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在梁丽案的定性上，欲求有个明确的说法。

　　但事情本身的复杂性，各项法律规定存在的模糊区，注定增加了性质认定的困难系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都希望在法律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切合的支撑点，实现法律的最优价值，使案件的结果能够符合适用法律特定的立法目的，达到法律的根本宗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我们亦渴盼此案能达到这一目的。

　　深圳市公安局称，梁丽已涉嫌盗窃罪。我们很难从这一论调上，看到公平与正义的影子。我国刑法里明确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行为人“主观的故意”与“客观上的秘密窃取”。而显然，这两点，在梁丽身上都是不符合的。案发过程表明，梁丽以为那个纸箱是他人遗弃物才拿走的，她也没有意识到那个纸箱里面可能装有的是数额较大的财物，因此梁丽不具有盗窃罪的故意。同样，她也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她一再地在公开场合告诉其同事捡到一个纸皮箱，并没有想隐瞒据为已有，其“拿走”的行为也是坦坦荡荡、毫无遮掩的。

　　退一步讲，就算梁丽将黄金首饰拿回家有错。但在其中，机场管理部门就没有责任么？其本身缺乏相应的遗弃或遗忘物品收容管理规定，也没有制定员工职业道德规范，使员工遇到类似事件只能凭“道德”使然，出现此类事情也就成了情理之事。再者，失主也是难辞其咎，在机场这样的公共场合，对如此贵重物品竟没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把一箱黄金丢在一边，自己跑开了。多亏遇到了心无城府的梁丽，假如遇到个心怀叵测之人，这价值300万元的足金首饰还能追回吗？即便能追回，也断然不会像“梁丽主动从床下拿出那个纸箱交给他们”轻而易举。

　　由此可见，如果将所有责任都归结到梁丽身上，认定刑事犯罪，给她戴上个“盗窃罪”的罪名，再判个无期徒刑的话，那将是对现有法律的最大讽刺，也是对法的宗旨——公平与正义的最大污蔑。

　　公平和正义，作为法的实质和宗旨，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是我们公认的美德和崇高理想。而法院对任何一起案件的判决，都应该是公平和正义的体现。我们期冀，“女版许霆案”的处理能更公平一些，让过错方都要担当相应责任，为过错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给梁丽一个人扛”。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