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12日）搜狐网排名“网评第一”的新闻,是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为千古暴君商纣王翻案。报道说,钱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解读《三字经》时讲到殷商文化,顺便提及了商纣王,“一提商纣王,老百姓第一反应就是荒淫、暴戾,但实际上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钱教授因此认为,商纣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不少媒体都把标题打为钱“称其(纣)是个好皇帝”,大谬。作为季羡林弟子的钱教授,不会幼稚到“宋椠元史”,把秦始皇时才出现的“皇帝”称号提前使用1000多年,肯定是编辑或记者掺杂的私货。不过,差不多4000年了,到钱教授这里才发现“冤案”,其逻辑前提难免令人存疑。说到底,其所依据的不外是历史记载中的片言只字。这种情形很像各地争夺历史文化名人,都来自史书,但都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别的一概视而不见,不论那部分是否可信的成分更大。《百家讲坛》接连出现这样的一鸣惊人者,大抵都是这个套路。王立群说司马相如是流氓,追求卓文君实为“劫财骗色”；纪连海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喜新厌旧、搞婚外情。如果单纯指责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们是不服的,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根据”。问题在于,那些所谓“根据”,就是片言只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稍不小心,历史就是一团廓不清的迷雾。不要说大禹、商纣那个时代,也不要说司马相如那个时代,就是当代也是一样,单凭片言只字,或者文章,或者著作,也很难说我们就能了解到所谓真相。比方说,同样是回忆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后半生,在妻子章含之的笔下(参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在原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妻子、亦是乔的同事张颖的笔下(参见《外交风云亲历记》),就大不相同,读者需要通过比对阅读给出自己的判断。章诒和女士新近发表的两篇文章,令黄苗子、冯亦代这两座文化昆仑顷刻间黯然失色。然而须知,冯亦代先生固然在章家充当过“卧底”,证据却是他自己的《悔余日录》提供的。正如整理出版该书的李辉所言,一个老人能把自己的这段历史,用如此公开的形式告知于后人,该是怎样大的勇气?那么,单单盯住了“卧底”本身来做文章,漠视人家“悔余”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就很难说是公允的结论。但这并不公允的结论,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混淆视听,把后世恰巧只是读到了“揭密”文章的人引入歧途。

　　《百家讲坛》上的人们动辄发表高见或发明,以为自己才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以他们的才学地位,恐怕不是哗众取宠可以概括得了的。今天有人为商纣“翻案”,明天该到秦桧了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秦桧是奸臣,但宋高宗当初对秦氏不是有过“朴忠过人”的评价吗?朴忠过人,该是何等优良的品格!杳不知哪一天,会给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者翻出来当成所谓“根据”,去为秦桧鸣冤!（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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