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告密事件的严重在于，它让很多人珍藏在心里的一些东西碎了。

某位“楚辞泰斗”曾经欺负过黄苗子郁风，学者李辉挺身而出，为文化老人出头，揭露了泰斗的卑劣人品。泰斗成了落水狗，看热闹的人一转眼，发现黄苗子成了卖友求荣的告密者，人品一点也“不遑多让”。这不是一出荒诞剧，这是历史。

一夜之间，一位可敬的文化老人，成了代表着背叛的犹大，我们只顾得上谴责，却忘记喝问一声，到底是谁，有这样厉害的翻云覆雨手？

我痛恨并同情着的黄苗子老人，正在病床上走向他的生命的终途。在生命结束的前夜，知道人们已经知道了真相，他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敬佩并为之叹息的聂绀弩老人，“英雄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的诗人，终于在地下知道，是“苗子小弟”出卖了自己，他会不会微微一笑？

还有学者李辉，这位冲冠一怒的文弱书生，他之前知道这件事情吗？我想他不会知道，如果他早就知道，怎会有心情去揭露国学大师的真相。他如果不知道，当他发现自己尊崇的师长，他勉力去捍卫的理想，竟是如此的不堪，痛苦与幻灭之中，他又何以自处？

那位“楚辞泰斗”被揭露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国学大师都是假的！”后来黄苗子先生成为告密者，我们又恍然大悟，“原来文化老人都是假的！”再后来呢？因为黄苗子绝不是一个人在告密，我们又得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这句追问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借北岛之口说了出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自己还在原地踏步，我们仍然很傻很天真，我们应该去问谁？

我们是有告密传统的，譬如，揭露黄苗子告密的章诒和，自己又何尝不曾是告密者？她曾受命记录了一位女犯人恶毒攻击毛泽东的言语，导致她被枪毙。这样比较来看，章诒和与黄苗子，谁又更卑劣一些呢？当然也有不同，章诒和告密发生在“文革”，而且书中公开忏悔了，黄苗子发生在1962年，而且至今不公开道歉。这其中的区别，有五十步？或者有一百步？所以有人说，在那个时候，人人都是告密者。

这是年轻的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但我们都会读书看电影啊，我们看东德的《窃听风暴》，看《古拉格群岛》，看“文革”历史，应该会读出一些收获来。而且，我们真的已经丢失了告密的“本事”吗？我六岁的小女儿，是班里的纪律组长，被要求看到哪个同学楼道里乱跑，或者推搡喧哗，就在小本上记下来扣几分，然后交给老师。女儿说管人的感觉很不错。

所以聂绀弩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什么时候才不会再告密？要等到我们心中没有了恐惧。

我们不仅保存着告密的隐性血统，我们还有一个拒绝忏悔的传统。当一场灾难发生之后，肇事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遮之盖之，掩之埋之，最好是所有人都快快遗忘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黄苗子做了什么，是谁让黄苗子做了什么。把集体记忆的硬盘取出来格式化，这是不是“洗涤”之一种？

当然，面对黄苗子事件，我们能够沉痛地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世道正在慢慢变好，我们的道德水准很是高过一些文化老人，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样洗礼。但我们又有什么底气，来保证我们割掉与告密文化连接的脐带？

如果没有反思，没有忏悔，没有真相，没有还原，就没有人敢说告密不再来。所以，我们只能顽强叙述，我们必须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