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在政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小组讨论会上，通过手语“听到”委员们热心支持残疾人社会保障方面的发言，高晓笛委员禁不住流下热泪（据2009年3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

　　高晓笛委员的喜极而泣，很是耐人寻味，人们绝不该把它仅仅当作是会议的一条花絮。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残疾人之所以比较容易满足，或者听到两三句好话就被感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过多太大的奢望和希求，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太多的困窘与无奈。高晓笛激动的泪水，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工作者留下了许多思索与自责。

　　高晓笛委员幼时因服药过敏导致聋哑。她这次的提案就是残疾人的就业，建议国家加大对残疾人职业培训的投入，建立专门的聋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注重残疾人的普法教育工作，呼吁全社会真正关心和支持中国几千万残疾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从高晓笛委员的提案内容来看，也能让人们感受到目前残疾人生活上确实面临诸多困顿和艰辛。

　　毫无疑义，残疾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之一，既与他们的生理因素相关，更取决于由他们较差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从表面上看，相对弱势是由于他们个人生存能力较弱所致，而深层原因则是社会制度安排存在着疏漏，遗忘和冷漠常常包围着他们。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们经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处于较低地位，不能同主流人群平起平坐，共享社会展进步的成果，成为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比如，在城镇的街路上，尽管修路时铺设了盲人专用通道，但大多数都被临时停靠车辆和商贩摊床所占居，盲人出行仍然是难题。

　　从理论上讲，改革的社会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来承担。但由于缺乏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受到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冲击和影响最大，他们往往承受着来自经济、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沉重压力，为改革所支付的成本远远超过正常人群体，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爱和补偿，而不是冷漠冷待。人们应该为高晓笛委员通过手语“听到”委员们热心支持残疾人社会保障方面的发言感动得流泪而羞愧。

　　“水桶效应”告诉我们，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实践证明，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社会隐患。残疾人说“我们不能做社会的包袱”，社会更不能把他们看作包袱，关心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是会社会义不容辞的义务，没有任何旁观者。

　　“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是社会学的重要理念。社会代价与社会进步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文明社会就是要不断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高度正视社会代价，认真研究如何把这个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切实维护弱者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多为他们谋取最大福祉，让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成为真正的强者。（徐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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