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7.4%，目前分别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人民生活总体实现了小康。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世界为之瞩目，国人更是有目共睹。

　　毋庸置疑，对于这些成就，绝大多数国民是充分肯定甚至广为赞赏的；对于国家实力、地位的显著提升，特别是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总体上也是不断上升的。然而，应该承认，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未像经济社会发展那样持续上升，更没有像GDP、外贸等经济指标那样高速增长；相反，近年来甚至呈现诸多下降的苗头和趋势：“心烦”、“郁闷”等位居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会流行语之列，抑郁、焦虑、孤独成为日趋常见的心理状态，压力、失眠、亚健康也成为城市贵族们的新麻烦，民谣、顺口溜、手机段子传递着牢骚、讽刺甚至怨恨……与经济社会持续前行相伴随的是，社会上“端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愤愤不平者，已然不在少数。

　　国民幸福感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上升，甚至出现逆向下行，不独中国如此，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对此，也早有专业研究结论的解释。1974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认为，虽然用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经济能力很重要，但额外的收入不一定使国民感到更加幸福。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点，从这个点开始拥有更多金钱不会提高幸福水平。这个观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迄今一直不容置疑。中国目前正处于甚或超越这一临界点，经济成长和收入提高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强。

　　同时，还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正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与爆发的时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恰好处在这一发展区间，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矛盾的错综复杂，正是国民幸福感与经济社会发展逆向而行的时代背景。

　　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中提升国民幸福感，政府的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政治生活、生态的演进无疑最为关键。

　　过去30年，我们的政府逐步从全能政府逐步转变为强势的有限政府。在实现国家经济崛起的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总体上也得以不断提升，其幸福感却在持续上扬后面临挑战。今后30年，中国将由小康迈入中等发达，要让这种执政合法性得以继续巩固和增强，就必须让发展成就及时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发展指标有效转化为为国民幸福感。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我们的政府要尽快从经济建设型真正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我国政治也要从GDP政治转向民生政治、幸福政治。

　　惟其如此，才能让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的视野和关注焦点中，不仅有GDP、财政收入、经济开发等，更有环境保护、社会诚信、分配公平、安全秩序等；在制定和实施各项公共政策时，和谐、公平、民主、信任等价值目标才能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平衡，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完善，社会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最终，才能让民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经济进步、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美好。

　　许多有识之士曾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应该逐步放弃历史悲情，及早培育起开放、自信、宽容、负责的大国心态。同理，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要继续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发展经济的拼搏精神，全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让有幸身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民众，都能最大限度地远离郁闷、拥抱幸福。(张智新 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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